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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语教学，母语教学法如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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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作为一种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系统教育机构，在我国已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其源头可追溯至四千年前的夏朝，西周之前学在官府，如“国学、乡学”，西周之后亦以官学为主，如汉代的太学、郡县学、唐宋时期的太学和国子监。与官学并行发展的还有私学，汉代以后私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延至明清，伴随西学东渐的步伐，学校教育开始近代化改造，一批近代化的学校应时而生。1897年，盛宣怀创办的上海南洋公学，其外院（后改为附属小学）和中院（后改为附属中学）被誉为近代公立学校性质的小学和中学之始。以“读经”为教学内容的近代学校的教育价值正是伴随着这些新式学堂的兴起而发生了改变，从而开启了我国母语教育从传统经学教育向现代语文教育的价值转型。
　传统经学教育日渐式微
1904年，随着“癸卯学制”的颁行，“中国文字”“中国文学”课程成为我国近现代语文教育史上通过官方确认、xx命名、在全国开设学习的本国语言文字或文化课程。然而，伴随国文课程的法定统一，分学科教育内容为核心的课程本身的诸多问题也进入人们视线。尽管此时针对课程名称、课程性质、课程开设等问题的各种论战还未开启，但对于课程本身的研究和理论认识的深化从这里拉开了序幕。
近代国文课程封建性与现代性的游移，决定其停留在改良的初级层面，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建构尚未开始。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将教育宗旨规定为：“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明其智识，练其艺能。” 1906年，修订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端十字”教育宗旨。可见，在制度层面，这些对传统教育的改良，尽管在肌肤上涂抹了现代的彩妆，但骨子里仍散发着浓郁的封建气味。
国文科开始摆脱经学、史学、哲学、伦理学的基本范畴并走向独立。由于近代教育学、课程论研究刚刚起步，清末的教育者和改革家很少从学科本位的角度去研究和思考国文教育问题。尽管“中国文字”“中国文学”中缺乏现代语文构建的基本元素，但其建构的状态为改造前的审视与判断提供了样本和条件，将“国文”当作一门独立学科来研究国文本身的理论和探索已在酝酿中。尽管此时尚未构建真正具有现代意义、属于语文学科自身的现代体系，但经学教育已日渐式微。
　向现代科学化教育价值转型
清末国文课程设置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课程组织形式呈现出封建性与现代性的中和价值趋向。“中体西用、洋为中用”成为这一形式的指导思想。第二，课程内容的安排与组织力图呈现世俗化、生活化的价值追求倾向。这主要体现在清末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编纂上。第三，课程设计具有潜在的科学化意识。这种意识被社会思潮所裹挟，弥漫在社会各个层面。
“科学化”是国文课程的追求和重构国文教育的姿态和方法。延至清末十年，国文课程从无到有、国文教育呈现出与封建教育明显不同的特点，科学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晚清近代文化发生大变革的过程中，科学一直以双重身份影响着文化的选择。它不仅与思想启蒙相关联，且与各学科分化独立相依附。
就语文课程而言，当传统的经学教育在形式上宣告终结并退出历史舞台时，科学便自觉肩负起重构语文教育和文化的重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语文教育近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文化选择不断“从经验走向科学”的历程，它渗透在课程设置、教学组织、教科书建设等语文教育的各个环节。
　　向现代语文教育价值转型
清末国文课程中“修身科”与“国文科”的设置弱化了经学教育的比重。清末著名的《奏定学堂章程》《钦定学堂章程》中规定中小学的授课科目包括“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中国文学”等。这一时期的学校教育表现出以“修身”渐入并主要承担道德引导的任务，读经教本的“道德教化”开始向以修身为中心的“道德教育体系”靠拢，很多学堂开始使用新式的《修身》教科书。
《修身》与《国文》教科书的大量涌现推动了经学教育的解体。此时的《修身》教科书大致包括三类：其一，小学修身教科书。具有代表性的是我国最早的修身课本《蒙学读本全书（第四编）》（1898年）。其二，女子修身教科书。具有代表性的是谢允燮、陈德芬编著的《最新女子修身教科书》（1905年）。其三，中学修身教科书。具有代表性的是蔡元培编著的《中学堂用修身教科书》（1907年）。这些修身教科书具有明显的近代意义和色彩，已不再是传统的道德教化教本。与《国文》一起，以合力之效渐次导入近代课程设置和教育机制，促进并引导了传统经学教育价值观的转型。
读经、修身、国文三门课程在道德教育上的共通与交叉为经学教育的淡出提供了场域。清末出版者给予“国文”一科以主课的地位，一是为了消解《奏定学堂章程》中对于“读经”一科的强调，主观排斥封建教育泯灭新式教育的火花。二是出于客观上人们对读经的漠视和对新国文的强烈需求。内、外因共同将《国文》教科书的出版置入主导。读经、修身、国文是清末新制课程设置中前三位的主科。清末道德教育的转型从这三门课程的内在逻辑和外在变换中可窥见一斑。“国文”是脱离文、史、哲、伦理而逐步独立起来的，其成长必然也会反映这些学科范畴的性格。近代的学术转型和现代学术体系的确立在清末初露端倪，它所形成的学科分化、国文独立，造成了整个课程知识体系的大规模重组，作为传统文化传承的直接文本——《国文》教科书在知识内容的选择和重构上越来越远离经学教育的价值体系，从而在实物层面为经学教育的转型提供了载体和场域。
经学教育及其价值体系，面对时代所赋予的强大的知识重组，一方面以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地位，使得其中的部分知识作为新知识建构的某种成分通过国文或其他课程而被吸收、加工或改造，从而得以继续传承；另一方面其价值意义更多被逐渐边缘、淡化并最终消解，二者之间的夹缝构成了经学教育发展的空间和特征。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伴随经学教育的消散发生了大幅度的转型，封建时代直接的封建道德灌输和教化的目标功能逐步消逝，其中合理、科学的道德元素和价值体系在与西方文明的博弈中，通过国文课被间接承继起来，从“经学教育”到“语文教育”完成了百年母语教育价值的转型。这昭示着当代语文教育的发展与变革应当以历史为鉴，把握好传统与现代、科学与人文、知识与审美、素养与能力的关系。教育应该是在科学理念指导下关于文化的自主学习和创新。加强学校母语教育与课程建设，是当下坚定并落实文化自信的基本途径。

　　（本文系西安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一带一路背景下陕西省中学教师专业发展途径研究”（2019XAWL01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西安市第一中学）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吴婷婷 史建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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