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称日语，今日选币

本文写于1997年。
王选， 男，1937年2月生，江苏无锡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北大方正技术研究院院长，香港方正董事局主席。
1958年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计算数学专业毕业。
1958～1974年，从事计算机逻辑设计、体系结构和高级语言编译系统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1975年起主持照排系统的研制。其高倍率字形信息压缩和高速复原技术使字形信息的总体压缩率高达500∶1，获得欧洲EP0095536专利。
1975～1991年，具体负责华光Ⅰ、Ⅱ、Ⅲ、Ⅳ和方正91电子出版系统的核心硬件——栅格图像处理器的研制，使国产照排系统技术逐步走向成熟，并实现了商品化。1993年推出方正93系统专用协处理器芯片，进一步提高了性能价格比。
王选教授个人拥有九项国内外专利。
今年60岁的王选说他现在每周只工作40多小时，王选把这句话的重音落在“只”字上，是因为从1975到1993年的18年间，他一直每周工作65小时，没有节假日和星期天。王选说：那18年是他的创业期，当时条件差，开头十年没有奖金，后来报酬也不高。自己既要在第一线上奋斗，干得比谁都多，又要负责整个照排项目的协调管理，两副担子都很重。
今天的王选认为自己轻松多了，但在我们眼中王选依然很忙。
8月22日上午，王选接受本报采访之前接受了《北京晚报》关于方正年青人成长的半小时采访；下午接待天津市副市长之前，他还要接受xx电视台《焦点访谈》关于高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采访；然后要参加周培源基金会理事会；晚上，英国女王的表弟在英国使馆请他吃饭。
这就是王选1997年8月22日的一天。
我有自知之明
关于60岁的王选还要忙多久？王选表示：他只会再做三年，三年之后最好行政职务都辞掉。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王选认为自己有自知之明，“我知道我的优点，我知道我不行的地方，我也知道我已经60岁了，在计算机这种新兴领域里，60岁很难跟得上技术的迅猛发展，我这个年龄容易阻碍年青人的发展。我退下来，对方正的发展更好。退下来后绝不做太上皇。”
王选最反对挂名。“我挂了名，底下人还有什么责任感、积极性。过去就是这样做的，即使我在项目中做了具体工作，如果贡献不如年轻人，署名只能排在后面；如果我在项目中只做了组织工作，就不署名。”
尽管如此，王选还是认为他客观上“剥削”了别人。“尽管我没有主观上剥削别人，但恰恰是我剥削得最多，因为最终外界还是认为‘什么都是在王选领导下完成的’，其实我脱离第一线具体技术工作已经四年了。”
说起方正年青人的成就，王选显得眉飞色舞，语调轻快急促，恨不得把所有有成绩的人挨个称赞一番。
“现在方正整个的技术主管是40岁的博士生导师肖建国。担任方正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一年多的肖建国，在项目和市场结合、项目计划进度的监督以及协调方面都比我掌舵时做得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在出版系统的核心部分“栅格图像处理器”的研制方面，王选认为，领导第六、第七代研究的31岁的阳振坤副院长比他承担了更加繁重的任务。“前五代是我领导的，我领导前五代研究时，汉字还有一定的保护，而阳振坤时代已经没有保护了，他面临的是和国际最强大的竞争对手较量。”
“在软件方面，汤帜和李平立主持的飞腾打入日本日文市场，而我只是使国产照排系统垄断了国内的市场和进入海外中文市场。”
“另外，近年来，方正在实践中锻炼出了一批优秀的年轻企业家，31岁的方正电子执行副总裁赵威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为了突出年青人成就的不凡，王选不惜压低自己。
看着年轻人的成功，王选为他们高兴，为方正事业蒸蒸日上高兴。王选说：“这个行业竞争非常激烈，年轻人绝对有优势，在计算机界很少有45岁后创业成功的。”
我不是企业家
尽管王选有“自知之明”，尽管王选在淡化自己现在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直至今日王选仍然是方正的象征。一般来说，一个公司的象征大都是这个公司的总裁，而王选从来没有担任过方正总裁，他自己也明确表示不是方正的企业家，但为什么王选一直是方正的象征？
王选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方正是以技术发家，同时一直以技术为本，公司一切的一切都依赖于技术。方正的成名是由于‘告别铅与火’这场革命的巨大影响，方正十年来利润的主要来源也一直是出版系统。方正首先是一个软件公司，其次才是PC机制造、销售商和系统集成商。对于方正这样的以技术为本的公司，最大的风险是技术是否一直领先。”
王选说：“我不是企业家，我只是一个对市场有判断能力的技术专家。企业家要主管营销，开拓市场，主管整个公司的运作和管理，而我只是主管技术。但我能判断，什么样的技术是有前景的，是受市场欢迎的，我和企业家一起讨论可以加深这种判断。在这一点上，我可能比好多专门搞研究的人强一点。我并不满足于得奖，我更看重市场的成功。有深厚技术背景的人能对未来进行预测，能够看到技术对市场的冲击。比如彩色出版市场就是我们推动市场人员去开拓的，开始时市场人员并没有看清楚它广阔的市场前景。”
当我们问，是不是方正出版系统本身是一个十分有竞争力的产品，以致于它本身的竞争力掩盖了方正经营人的业绩时，王选说：“市场开拓工作同样很重要，比如，指纹识别产品同样是技术做得很好，非常富有创造性的产品，但由于以前的市场开拓工作做得不够好，技术与市场结合不够紧密，一直没能火起来，而这个产品并入方正一年，市场就大有起色。这说明方正的市场营销人员同样是很优秀的。”
说起方正的企业家，王选认为方正的总裁一代比一代好，“第一代楼滨龙在创建公司和开拓市场方面有功；1992年的第二代晏懋洵，不为自己谋私，也很敬业。每天从上午8点半工作到晚上9点半、10点，回家后还要在脑子里过电影，整理一天的工作，但他在发挥下面一批将才和帅才的能力和积极性上存在不足；1995年张玉峰任总裁后，在很短时间内使方正股票在香港上市，并实现了研究院和公司的一体化。现在张玉峰任方正董事长，由张兆东任总裁。1995年建立起的领导班子是十年来最好的班子，估计会稳定较长时间。”
“方正两次总裁更替都是比较平稳的过渡，没有造成任何不良影响。每换一次，方正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没想到会有今天
22年前，王选搞照排系统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个产品后来可以支撑起一个北大方正来。“我绝对没有想到会有后来的北大方正。那时，我想照排系统一定是交给工厂生产。我也没有想过会有今天这样的荣誉和头衔。如果那时就一心想着荣誉和成就，也不会有今天的成绩，过分追求荣誉的人一般会急功近利。那时追求荣誉，不是做产品，而是写论文，评职称。还没有做，就想着荣誉，什么事也做不好。欧美科学界流传下面的说法：‘一心想得诺贝尔奖的人，得不到诺贝尔奖。’那时追求的是价值，是看到了取代铅与火带来的变革不可估量，是一场技术革命。”
王选搞照排系统在当时是被人看不起的。当时计算机界有它自己时髦的课题——操作系统结构和数据库管理系统。搞这些的人认为，计算机这么高级的东西怎么能用来搞“黑不溜秋的印刷”。当时好多人错误地认为，照排只是一种自动控制。
而王选则认为，“当时传到中国的时髦东西在国外已经经过了延迟，你觉得时髦的东西，人家已经不时髦了。”，而且，王选当时就预见到，像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这类领域中国人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得不到最前沿的‘需求**’。而别人认为是“黑不溜秋”的东西王选则认为“出版系统里面涉及到很多前沿的技术。”。另外，当时印刷界、出版界一些很有名的人认为“照排再好，但中国拣铅字更便宜”，王选则预见到了照排给出版带来的巨大变化和市场前景。
对此，今天的王选深有感触地说，“选题的好坏和人的一生的成就关系很大。”我们今天说王选是个有市场眼光的科学家，不仅仅是因为王选选择了当时计算机界并不看好的照排，而且因为，王选当时就敏感到要“跳过第二代光机式照排机、第三代阴极射线管照排机，直接研制第四代激光照排机”。而在当时要实现这个构想是必须力排众议的。
王选在《艰难的起步》回忆录中写道：“文化大革命”初期，有大字报批评我“喜欢一鸣惊人”。现在看来，“喜欢一鸣惊人”、“喜欢标新立异”、“要么不干、要干就要干第一流的”这种雄心壮志都不坏，关键在于还要有严谨细致、脚踏实地和锲而不舍的实干精神。
70年代中期，王选经常是中国科技情报所所藏相关杂志的第一个借阅者。当时条件艰苦，车费不便报销。从中关村到地处和平街的情报所，公共汽车票是二角五分钱，王选经常少坐一站省五分钱。由于没有经费来源，复印资料必须很谨慎，对于字数不多的页，经常靠手抄。王选说：“这也是我一生中承担的最困难的任务。”
在产品的生产上，一开始只有王选赞成选择潍坊，其他人都力争与苏州计算机厂协作。王选的理由是：积极性最重要，只要积极性高，技术力量可以加强。从1988年北大开始自己生产照排系统一直到1991年3月8日和潍坊分手，王选的解释是：“如果北大不自己生产，就无法保证进一步提高质量和竞争力。”当时潍坊和北大的合作还是转让技术的方式，联系不够紧密，如果要进一步加深合作，王选认为只有“按股份做”，但当时还没有股份制。
在照排淘汰铅字以后，有人对王选说，你们的市场会萎缩，但王选让方正在“技术上不断长出了新东西”：采编流程管理、检索、远程传版、彩色出版、广告管理和制作、多媒体、动画制作等。拓展的新领域大多利用了方正已有的技术积累和市场优势，这一方针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已有的投资”。“方正不随意开领域，开了则力求成功。”
我在做一个实验
王选认为，他对方正最大的贡献不仅仅是提出一个正确的方向，用技术领先的产品占领了市场，更重要的是，营造了吸引人才的机制，树立了一种团结奋斗、不断创新的风气和氛围。王选说：“这是一个长期的无形资产。”
怎样使这种团结和谐的气氛坚持下去，让未来五年内扩充到1000人的方正研究院里的优秀年青人创造奇迹，是王选现在思考最多、最感兴趣做的“一个重大的实验”。
王选说：“软件是一个集体性劳动，人才必须组织起来，围绕一个正确的方向，围绕一个目标，才有价值。中国不缺少有才华的年青人，而是缺少团结合作的精神。现在的情形是，中国人只有到了国外，到了硅谷，受外国老板指挥才能把才华发挥出来。中国人难道只能由外国老板指挥？中国人难道不能指挥中国人？”
有幸的是，王选认为现在方正研究院有这种团结合作的精神，而且研究院年青一代在继续创造着这种气氛。所以王选说，他现在已经预感到了这批年青人将来能够创造奇迹，能够造就国际一流的软件公司。
“xx朋友参观完我们的研究院说，‘像你们这样埋头钻研技术的年青人，xx10年前还有，现在已经很少了。很多年轻人想的是如何尽快赚钱。’韩国朋友说，‘韩国青年人很多不愿意干软件、埋头钻研技术，因为太苦、太累。’我听了很高兴，物以稀为贵，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越是要坚持埋头苦干，做出成绩，进入国际市场。急功近利成不了大事。”
王选主张，研究院的新一代领头人要继续营造奋斗的气氛，以身作则，自己干得比谁都多。“懂得团结人，懂得尊重人。最怕武大郎开店，要能够让有才华的人从自己手下冒出来，应该有这个风度，能够听取不同意见。”
王选认为，人才，包括为人和才能，缺一不可。他对立志于走技术“路线”的年青人的忠告是：“技术上要突出，能敏锐地洞察发展方向，同时又要有市场头脑，能和市场紧密结合，懂得什么技术和产品是当前或未来市场所需要的。有些技术尖子孤芳自赏，不懂得市场需要，自认为高级的东西，市场并不一定看好，而失去市场就不可能形成良性循环；另外要有管理能力。”
王选十分看好方正的未来，他说：“我们有领先的技术，有强有力的分公司，出现了一批帅才和将才，管理水平逐步向国际靠拢。因此，10年之内方正将有很大的发展，并将在国际上产生一定的影响。
王选眼中的好产品
能让王选看上眼的产品不多，即便是方正研究院的产品，王选认为好的也不多。要让王选说好，必需同时具备五个条件：
第一是要采用国际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开发的产品。“开发第三代RIP的时候，因为当时PC速度很慢，靠纯软件不行，所以，早在1984底1985年初做设计的时候就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专用芯片，提高了速度，占据了市场。NPM推出以后之所以会风靡市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在硬件上采用了当时刚刚面世的黑白高分辨率竖式大屏幕Viking，使中文报纸第一次在计算机上‘所见即所得’地整张显示出来。1991年的8月30日，我在香港发现了一台高分辨率彩色照排机ECRM，价钱便宜，报社也能负担得起，赶紧把它引进到国内，1992年，用上这种照排机的方正彩色系统，给方正带来很大的利润，否则仅靠黑白，我们早就萎缩得一塌糊涂了。”
第二是要有自己的创新产品。“方正RIP拥有9项专利，一项欧洲专利，8项中国专利。1989年，国外中文PS系统用激光打印机出300DPI低分辨率A4幅面样张，20分钟出一页，方正RIP一分钟出6页，而且精密照排与激光打印机输出合用一个RIP，取得了明显的压倒优势。”
第三是贴近用户的产品。“1988年的方正RIP在字型、倾斜、旋转、勾边、阴阳、半阴半阳上的变化，特别贴近当时用户希望版面漂亮、复杂的心理状态，从前的铅排从来也做不到这些变化。另外，NPM使用户能够看着屏幕直接修改报样，让报社感到耳目一新，为之一振。”
第四是要性能稳定的产品。“1987年的华光系统一开始不太稳定，后来北大开始生产照排系统，市场上有了竞争，潍坊和北大两个系统都稳定了。”
第五是在较短的时间里做出来的产品。“时间一拖长，市场就没有了。”
在王选眼里，方正1988年创业之初的三大产品RIP、NPM和书版都是符合上述五个条件的产品。“方正RIP是世界上第一个能同时出胶片和纸介质的RIP；NPM第一次做到了中文报纸排版的‘所见即所得’；BD语言功能极强，现在每年都还能卖出几千套，出版社60％到70％都在用它排书。”
在方正研究院，符合这五个条件的产品，王选认为还有后来阳振坤主持开发的第六代RIP和第七代RIP以及开始由邹维负责，后来由郭宗明主持开发的点睛动画制作软件。但“方正也有不少产品不符合这五个条件，比如不贴近用户，推出以后改呀改，拖后了进度，失去了竞争力。有的产品缺乏‘一着鲜’，没有突出‘卖点’。”
在王选看来，1988年到1992年是方正的创业阶段，1993年方正集团成立，意味着方正创业完成，进入了新的阶段。“在创业阶段，方正人均利润极高，后来的人均利润一直没有超过创业阶段的人均利润，这与方正在一开始就有三个叫得响的产品有很大关系。”
采访手记
王选是个学者。采访王选之前，看过王选写的一些文章，文笔流畅生动，因此，觉得王选一定是一个十分健谈，能牢牢掌握谈话主导权的人。为了不“跑题”，事先拟好了详尽的采访提纲传了过去。
见面时，第一句话，我就忙着解释：采访提纲只是一个参考，王老师不便回答的问题，可以不答。而王选却说：“还是按照你们的兴趣来。”。接着，王选拿出传给他的、他已经看过的提纲，取下老花镜，凑近，看完了一个问题，重新戴上眼睛，然后，娓娓道来。就这样王选拿着一份提纲，我拿着一份，按照采访提纲上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像老师解答学生遇到的难题一样，逐一解答。有时问题提得不太恰当，王选也详细解释其中的缘由，并站在我们的立场上，理解我们原本的意思。本来采访王选这样的业界精英，是很有些压力的，没想到王选竟是这样的配合。
王选很善于从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为别人着想。在接受《北京晚报》关于方正年青人成长的采访时，提到了很多年青人，采访结束时，王选专门拿了一张纸，写下了这些年青人的名字，以防记者在写稿时，不知道这些名字到底该怎样写。王选体质文弱，谈吐举止从容不迫，没有企业家雷厉风行的姿态和作风。但他做事却干净利索，不拖泥带水，不含含糊糊，“晚上七点半，我一定准时到达大使官邸”，“我在这里等他们，等不到他们，我不走。”这就是王选和别人打交道时的爽快和果断。我想这大概和王选处处为别人着想的性格有关。成稿后，传给王选审阅，王选又显露出了他作为学者的认真。在逐字逐句地推敲后，为了让我们看得清爽，他又让人重新打印出来，传给了我们。当我们听说，王选正在让人重新录入时，我们的心里直犯嘀咕，生怕文章被“伤筋动骨”，结果文章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动，只是王选的认真让我们“虚惊一场”。当我们正在做这个版时，王选的秘书又打来电话说，文章中有两个错字和一个标点错误。其实，这些错误我们已经在校对时改正了，但我们还是为王选的认真精神所感动。
王选是一个细心、认真、记忆力非常好的人，他能一口说出和潍坊分手的时间是1991年的3月8号以及方正照排系统前进中的每一个历程。本报晚些时候，将要发表王选回忆自己研制照排机的文章，在那里，你可能会以为王选不是科学家，而是个搞历史的。那么多的人名和时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线索，王选在耐心地编织着它们。
王选是方正的象征，但王选的办公室一定不是。这间办公室没有装修，丝毫没有气派可言，它更像一个大学教授的书房；另外，王选现在的住房还是67平方米。具有三院院士头衔的王选，完全用不着用气派和奢华来装饰自己。王选在方正非常受尊重，上上下下都喊他王老师。并不是见面才喊，背后也这样称呼他。王选的秘书对王选的照片十分重视，她首先要求我用完以后一定要还，然后又让我打了个借条，写上电话和呼机，最后，怕邮寄丢失，她问我：“有时间亲自送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