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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六至十七世纪越南和日本贸易兴盛，越南阮主一方自称“安南国王”，并以“日本国王”称德川幕府将军。日本则不自称“日本国王”，只称己方名号，称阮主为“安南国王”。越南郑主自称在安南国的王号，按例称“日本国王”。日本和越南在文书中又使用本国自定年号。阮主政权救济朝鲜国漂人，将黎朝“正和”年号的文书发往朝鲜说明其事。中国以外的周边国家之间在中华朝贡制度的影响下，以“国王”名号和汉文“国书”实现了交往的平等，展现了当时的东亚世界秩序。

























一、前言















十六世纪明朝主导的朝贡体系继续有效运作，明朝内部尚属稳定，但周边朝贡国的政治环境却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南方的安南国生变，1527年接受明朝册封的安南黎氏国王被权臣莫登庸弑杀，莫朝建立，黎氏残留势力继续与莫朝对抗，双方逐渐形成拉锯之势。明朝经过争议之后，1540年嘉靖帝派大军压服莫登庸，莫登庸出降，明朝降“安南国王”为从二品“安南都统使”。领导黎氏复国事业的老臣阮淦1545年被d杀，大权落入其婿郑检之手，1558年阮淦之子阮潢出镇顺化、广南地区，逐渐坐大。之后莫氏内政不靖，持续衰弱，黎朝在郑检之子郑松的领导下，最终在1592年攻入升龙城，莫氏皇帝莫茂洽被杀，莫氏残余势力退入高平地区。黎朝复国，史称“中兴黎朝”，但黎氏皇帝仅为傀儡，大权皆操于郑松之手，南方阮潢势力已成，双方尚念舅甥之情，维持旧谊。1613年阮潢去世，其子阮福源继位，与北方郑氏冲突日剧，终于在1627年翻脸，大打出手，在之后的四十五年中，双方大战七次，1672年南北停战，维持和平状态，直至百年后西山阮朝崛起灭亡郑、阮势力。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之后，1592年麾军进攻朝鲜，朝鲜向明朝求援，万历皇帝出兵，在经过战争与和议之后，日本退兵。1597年日本卷土重来，明朝再次出兵，期间丰臣秀吉病死，日军海战大败，撤退回国。德川家康建立幕府，实行锁国政策。朝鲜与明朝的关系经此之后更加密切，日本则被明朝全面封锁，禁绝一切交往，不得已之下转向明朝以外的地区开展贸易。




















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后，安南地处东西方贸易要冲，南阮北郑均开拓海外贸易，南方阮氏尤为积极，在其主持下，地处广南的会安成为著名的国际商港。日本与安南国南阮北郑两大势力开展贸易合作，填补了因明朝封锁产生的缺口。郑阮开战之后，双方整军备战，发展贸易力度更大。日本先是允许本国人前往海外贸易，实行朱印勘合制度。1639年德川幕府开始锁国政策，禁止日本人出海，仅允许华人和荷兰人来长崎贸易，华人遂在日本海外贸易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1644年明朝都城被农民军攻破，清朝在击败各路政权势力之后，稳定形势，与日本的贸易关系也逐渐恢复，日本对安南的贸易需要减少。1672年郑阮停战之后，开始发展经济，战争压力消失，海外贸易需求亦较前缩减。终于在十七世纪末期，日本和安南南北双方的贸易关系终结。安南方面因兵火世变，日本写往安南的的外交文书原件世已不存，而日本方面则幸运地保存了十六至十七世纪安南与日本的外交商贸古文书多件，为我们展示了这一时期安南和日本的外交面貌。十七世纪末期朝鲜人金大璜因海难漂流至安南，安南在妥善安置之后，根据本国惯例，书写相关文书说明其事，交金大璜带回，文书原件不存，记载于古代朝鲜文献之中。日本、朝鲜、安南皆置身于中国为主导的东亚体系之中，越南外交古文书呈现了这一时期东亚世界的秩序。















二、“安南国王”和“日本国王”的真实情形















2013年藤田励夫先生编成《安南日越外交文书集成》收入59件安南写给日本的文书整理本和部分原件，前58件始于1591年，终于1694年；第59件为景兴五十六年（1795）的“日本人漂流民送状写”。2014年藤田先生继续编成《续安南日越外交文书集成》，收入1601年至1625年之间日本写给安南的文书27件，以及两件相关史料。藤田先生对日本现存越南古文书的存量、形态，以及寄书人身份官职，当时的日越外贸关系等问题均做了精深的研究。藤田先生的研究是本文撰写的学术基础。




















在政治方面，安南国王受封于明朝，但同时在国内称“大越皇帝”；日本国内另有**，虽亦有受封“日本国王”的情况，但与明朝若即若离。经济上安南和日本则均属于东亚贸易圈中。东亚世界中强大的中华力量与影响下，日本和安南均使用汉字通信，并采用来自于中华朝贡体系的国名和职衔。在日本和越南的来往文书中，通信主体称“日本国王”和“安南国王”，而这与当时日本和安南的政治情况皆不相符。




















越南自968年丁部领称“大胜明皇帝”之后，历代皆称帝建元，自立年号。1054年，李圣宗建“大越”国号，传承至阮朝明命帝时期。自淳熙元年（1174）宋朝封李英宗为安南国王以来，安南历代皆受封安南国王，传承至1804年嘉庆帝改封“越南国王”为止。“大越”皇帝为自称，并以此建立了以大越国为中心的区域朝贡体系，在此范围中“大越国”“大越”皇帝配合所定年号，是官方文书的基本格式。“安南国王”为中国所封，是中华天子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成员，因此递交中国的文书以“安南国王”配合中国年号进行。而十六至十七世纪郑阮双方发往日本的文书则以安南国配合本国年号，这与在本国使用和递往中国的文书皆有不同。




















明英宗正统元年封黎太宗为“安南国王”，1527年莫登庸弑杀黎恭皇建立莫朝。嘉靖帝不封“安南国王”，降为“安南都统使”。1597年中兴黎朝派遣冯克宽到北京重新求封“安南国王”，但万历皇帝仍然赐予“安南都统使”，使臣不忿，但无可奈何，黎朝最终勉强接受。之后黎氏屡次请封“安南国王”，但明朝终未同意。南明朝廷为了拉拢安南抗清，永历元年（1647）封黎氏为安南国王，又于永历五年（1651）封清王郑梉为安南副国王。




















清顺治十七年（1660）九月，安南国王黎维祺（黎神宗）“奉表投诚，赴贡方物”，康熙五年安南缴送南明永历帝所颁敕书与金印，《大清会典》记载康熙五年“铸造安南国王镀金银印”，清朝遣使册封。此时安南国内郑氏执政，黎氏完全被架空，但清朝只册封黎氏，郑氏不满，清朝对此不予理会。




















因国内帝制结构已经稳定运行数百年，所以实际上无论是受封安南国王还是安南都统使，都对安南国内的政治形势不会产生大的影响。但安南处于中华朝贡体系之中，“安南都统使”在北京的待遇确实不及“安南国王”。《明世宗实录》记载：















（嘉靖二十二年四月乙亥朔）乙未安南都统使司都统使莫福海善辖内宣抚同知阮典敬、阮昭训等分进谢恩脩贡表笺，赉纱罗彩币绢钞等物如例。礼臣以安南既废不主，则入贡官员非异时陪臣比，宜裁其赏赉。上曰：“福海既纳贡谕诚，其赉如故，第罢赐宴，稍减供馈以示非陪臣礼”。















待遇的变化必然连带地位的变化。但日本游离于中华朝贡体系之外，安南国在北京的政治待遇下降不会在日本方面产生影响。日本与中国主导的朝贡体系若即若离，其“日本国王”之号屡生波折，足利幕府和丰臣秀吉皆曾受封“日本国王”，本国亦以“日本国王”的名义展开对外交往和贸易。“日本国王”与“**”则是完全分离。1598年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建立幕府。朝鲜战争结束后，明朝封锁日本，没有册封“日本国王”，清朝新建之后也没有册封。







自1597年黎氏受封“安南都统使”至1647年南明重新封黎氏为“安南国王”期间，国为“安南都统使司”，且并无“安南国王”，之后的“安南国王”则仍为黎氏。日本方面，1598年之后没有人受封为“日本国王”，也无人自称“日本国王”。















三、越南与日本古外交文书中的“安南国王”与“日本国王”















1591年，莫朝尚未败亡，“安南国副都堂福义侯阮肃书日本国国王座下”，谈两国商船往还之事，越南学者子光考证福义侯名阮景端，此时郑阮尚未分裂，均属中兴黎朝阵营，福义侯虽隶属郑松麾下，但却是安南国的官员。这是现存日越文书时间最早的一件，此时日本国内丰臣秀吉掌权，并未受封或自称“日本国王”，福义侯书达“日本国国王座下”，应当并不知晓明朝与“日本国王”的真实情况，所以比照“安南国王”的情况写信给丰臣秀吉。




















1593年，阮潢抵达昇龙城，留居七年。1600年设计谋离开，南归顺化，分立之心始明。1601年五月五日阮潢写信给德川家康：“安南国天下统兵都元帅瑞郡公兹屡蒙家康公贵意”，叙述往年因船难滞留的日本“白滨显贵”与本国官员争执，自己“于上年我奉命天朝，复临巨镇”，安排返国之事，并希望家康公能“助以军器，日克国用”。此为《外蕃书翰》所藏原件，钤“镇守将军之印”。相国寺又藏一件当天阮潢写给德川家康的文书誊写本，开篇为：















安南国天下统兵都元帅瑞国公致书于日本国兄大相国家康公




















孟子七篇曰交邻中传，九经曰柔远，此古今之常典，天下之通义。且我与大相国前约已定，结为兄弟之邦，永为万年之好，曩因我国有事，徵我还京。不意大相国人白滨显贵招商往贩到顺化处……















之后的内容与阮潢处理白滨显贵之事的文书重复，语句亦有相同。因非原件，且言“我与大相国前约已定”，阮潢归镇不过一年，且之前远在升龙，与德川家康缔结“前约”难以考证。两件文书均言“复临巨镇”。笔者推测这件文书可能是原件与其他另外一件文书合并抄写的。但阮潢与德川家康由此建立关系当无疑问。钤印的文书中阮潢称“家康公”，而未如1591年福义侯书简称“安南国王”，显示其对德川家康的情况有相当的了解。




















1601年十月，德川家康回信给阮潢：“日本国源家康复章安南国统兵元帅瑞国公”，曰“足下至今抚育舟人者，慈惠深也”“弊邦兵器，聊投赠之”。之后阮潢当有回信（现缺），1602年十月二日德川家康再回书阮潢：“日本国源家康报章安南国大都统幕下”，一展情思，并赠送兵器。




















1603年五月十九日阮潢再致信德川家康：“安南国大都统瑞国公阮敬书日本国内大宰执原王殿下”，赞美家康仁德执政，感谢并回赠礼物，强调“使两国相亲之厚，百年至于千万年必矣”。1603年十月五日德川家康回信：“日本国源家康复章安南国大都统瑞国公床下”，并请阮潢对本国商船妥善安置，“即命陋邦士民，而书‘商人居住可随所思，商舶货财不可侵略之印’札，而付与焉，只要使旅客安居”，并有“长大刀壹拾柄，寄赠以伸寸忱”。




















1604年五月十一日，阮潢写信：“安南国大都统瑞国公报章日本国王殿下”“去岁国王厚赐好甲宝剑，兹复寄赠长大刀壹拾柄”，并要求“自兹岁通商舶，只要就（职）本国以便贸易，若清化、乂安等处，素与（职）相为仇敌，万望国王业已交爱于（职），理宜禁止商舶，勿许通往彼处，言不爽信，王其鉴焉”。根据信中内容，正是写给德川家康，信中阮潢称其为“日本国王”，要求禁止日本商船与北方郑氏辖区贸易。这是“日本国王”首次出现于日本和越南外交文书之中，但这并非德川家康的自称，而是来自阮潢的称呼。




















对于阮潢称己为“日本国王”的情况，德川家康并没有辩解。1604年八月二十六日德川家康回信阮潢：“日本国大将军源家康启安南国大都统瑞国公”，言“赴贵国之商壳，若侵法政，任国务可诛罚”，并赠刀；1605年五月六日：“安南国大都统瑞国公启日本国源王殿下”，阮潢回信仍称德川家康为“王”。




















1605年九月德川家康信中写道：“日本国从一位源家康报章安南国大都统瑞国公足下”，仍然强调双方商贸往来遵守刑律，并赠送长刀二柄、太刀一柄。“从一位”为幕府将军品秩，日本神护寺所藏的足利义持像即题“征夷大将军从一位行内大臣寿像”，丰臣秀吉亦自称“从一位”，并为朝鲜所知，《李氏王朝实录》记载：















时，通信使尹趾完等，自倭国回还，卽命史官，招入引见，问倭国风俗事情。趾完等各陈其所见，且曰：“关白虽摄帝位，职品则乃从一位，而卽今为执政者，是从四位也。关白以其权势之重，行王事，而爵是人臣，故书契只书姓名，不称王。我国往复书契，不当抗礼，而已成谬例，今难猝改矣。”















德川家康自称“从一位”“大将军源家康”，但显然并非“日本国王”。阮潢可能意识到了称“国王”存在的问题，1606年五月十三日即根据德川家康的自称回信：




















“安南国大都统瑞国公敬回翰日本国本主一位源家康王殿下”




















1605年四月二十三日阮潢写信：“安南国大都统瑞国公谨致书日本国刺史丰富座下”，信的内容与之前写给德川家康的相近，但“刺史”名号颇不相同。1609年九月十七日：“日本国源家康回章安南国刺史足下”，由此可知前信确是写给德川家康。阮潢不再称德川家康为王，却选择了一个古意盎然的“刺史”称号，显示阮潢对日本国内的情况颇感迷茫和棘手。德川家康则回称阮潢为“刺史”。







阮潢在自称“安南国大都统”之后，曾有自创国名的举动，弘定七年（1606）阮潢发出“天南国晓示日本国”的文书，题头为：“天南国钦差雄义营副都将行下顺化广南等处太尉端国公为晓示日本国客商事”，因日本商人掳掠福建客商，劫奸傍近妇女，因而告诫其人遵纪守法，勿为侵掠，钤“总镇将军之印”。但很快就从“天南国”改回“安南国”。




















阮潢方面的臣子称德川家康为“日本国王”。1610年二月二十日：“安南国扬武威勇功臣锦衣卫署卫事驸马都尉富侯台下裁采文书冒赍达日本国国王殿下”。







1613年阮潢去世，阮福源继位，又称德川家康为“日本国王”。1614年五月八日信件称：“安南国大都统肃书达于日本国王殿下”。1616年德川家康去世，经过德川秀忠之后，1623年德川家光继位，发给安南的文书延续了德川家康的自称，1625年正月：“日本国源家光报章安南国王麾下”，这是“安南国王”首次出现于日越文书之中。同年正月又有文书日本国臣雅乐头藤原忠世大炊头藤原利胜等三人“回翰安南国王麾下”。由此可以判断，应该是阮福源继位之后已经开始自称“安南国王”，日本方面随即以“安南国王”称呼。之后安南方面的文书皆自称“安南国王”：




















1632年六月四日：“安南国王都统领德大尊公申”




















1635年四月二十四日：“安南国王书于日本国中嶋氏茶舞四郎次郎”




















1635年十一月阮福源去世，其子阮福澜继位，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日越文书都没有流传下来，期间仅有阮福演（1640-1684）“安南国太子达书于大明国魏九使”，由收信人魏之琰（1617-1689）家族保存至今。阮福演去世之后，其弟阮福溙（1650生，1687-1691在位）即位：




















1688年六月十三日：“安南国国王恭书日本国大国王殿下”







1688年六月十三日：“安南国国王肃书于日本国长崎镇守王阁下”




















下面两封出自阮福週（1675年生，1791-1725年在位）：




















1694年闰五月十二日：“安南国国王达书于日本贵国长崎镇守王阁下”







1694年闰五月二十二日：“安南国国王达书于日本贵国长崎镇守王阁下”




















阮福週不仅自称“安南国王”，同时也自称“大越国王”，并以此向清朝请封，被康熙帝拒绝。显然阮氏“安南国王”已经成为日越交往的主体名号。商舶来往洋面数十载，“安南国王”亦传扬甚远。朱舜水于1646年到达安南，居住数年，1657被贤主阮福濒征用，后作《安南供役纪事》一卷。二月十九日，“复安南国王书”，二月二十日，“代国王答书”，即条下的“代安南国王书”，四月廿一日“辞别国王书”，陈荆和先生认为舜水“代安南国王书”是阮贤主拟向山西范有礼答复秘信的文稿。《安南供役纪事》称阮主为“国王”。朱舜水所称“安南国王”皆指阮主。朱舜水多次乘坐往来日本和安南的商船，应该由此得知阮主“安南国王”的名号。在阮氏官员问中国“征诸儒如何议论”时，答：“天子方得言征，大王即尽有东京土地，而中国尽复其位号，不过荒服一诸侯王耳，何敢言征？”朱舜水显然知晓真正的安南国王黎氏在东京。舜水虽坚持以“大明徵士”的身份坚持不拜阮主，但面对阮氏君臣的威逼，则从东亚海域的惯例称阮主为“安南国王”。




















北方的郑主以王爵辅佐黎氏皇帝，大义名分所在，也依照“安南国王”之例，称德川幕府为“日本国王”，1610年二月二十日广富侯文书写：“裁采文书，冒赍达日本国王殿下”“以主上之义壻，受黎皇之厚恩”，最后“日本国国王殿下开拆”，文书中同时出现黎皇和郑主，正是中兴黎朝的通用文书格式。同年四月三日舒俊公的文书也称“日本国国王”。1624年五月二十日：“安南国王大元帅统国政清都王，为新建本国，恢复中兴”“寄与日本国主”“其日本国主，有敬爱之心”，此处郑主以自己的王爵自称，前面又加“安南国王”四字，此件是抄本，笔者怀疑可能是抄写的时候出了讹误。信中呼“日本国主”，应该是郑主对日本的情况增加了了解。之后郑主的文书皆称自己的官职和王爵，始终没有自称“安南国王”。




















中兴黎朝对内拥有“大越”国号，对外则有“安南”国号，均蕴含着巨大的政治影响力。阮主虽割据南方，但并未完全自立，仍然奉中兴黎朝正朔，也没有接受中国册封，自称“安南国王”完全为僭越之举。阮氏政权成型之后，随着实力的增强，逐渐不满接受黎氏皇帝的辖制，不断提升自己的政治层级。




















“安南国”从宋代传承至十七世纪，在东亚世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天南国”名称虽美，却无影响和效益，因此阮潢很快改回“安南国”，直至去世。北方的郑主也同时使用“安南国”的资源影响，与日本开展贸易。阮福源即位之后，1625之前应该已经自称“安南国王”，即打算在东亚世界继承并独占“安南国”和“安南国王”所拥有的政治效益和经济利益。阮氏又以“安南”国号与诸国展开交往，1626年阮福淇写给巴达维亚华人甲必丹苏鸣岗的信称“安南国储君致书于甲必丹麾下”。




















莲田隆志和米谷均认为在安南和日本互称“国王”的过程中，称谓的演变体现了阮主方面和德川幕府互相探明对方的态度。阮潢最初对德川家康自称为“安南国统兵元帅瑞国公”，后改变为“安南国大都统”，实有谋取“安南都统使司”名号之意，到最后阮福源自称“安南国王”则是否定郑氏权威，挑战黎氏皇帝的正统地位。




















但毕竟黎氏正统犹在，郑主以王爵世代秉持国政，且中国派遣的使臣仍到升龙城册封黎氏国王，郑主不为所动，继续以“安南国某王某人”的形式与日本开展外贸。阮主一方发往日本文书自称的不断改变，既是试探日本执政者的态度，亦是在东亚世界中逐步提升自己的政治层级的展示和自我承认，从“安南国大都统”到“安南国王”，又同时使用“大越国王”请封，即便未能获得清朝承认，也不妨碍其在辖区内使用“大越”和“安南”国号。




















日本先是以朱印勘合制度与安南方面开展贸易，至1639年德川幕府禁止日本人出海外贸，日本与安南之间的贸易遂由华商负责，并根据商船带来的信息整理为“唐船风说”，最后编辑为《华夷变态》。日本方面仅靠商船带来的信息，且安南郑、阮双方皆有意抬高自己，对安南的具体形势应该有大致了解，细节方面可能有所不足。




















有明一代，日本与中国主导的朝贡体系若即若离，其“日本国王”之号屡生波折。足利幕府和丰臣秀吉皆曾受封“日本国王”，本国亦以“日本国王”的名义展开对外交往和贸易。“日本国王”与“**”则是完全分离。安南方面对日本的“**”和“日本国王”并立的情况是否知晓不得而知，即便知道，因是幕府掌权，也不可能出现写给**的文书。丰臣秀吉死后，明朝全面封锁日本，没有册封“日本国王”，清朝也没有册封。安南发往日本的文书之中，国名“日本”自无疑问，但是否呈送“日本国王”则成为纠结。阮潢写给德川家康的文书即有“家康公”“源国王”“日本国国王”“日本国内大宰执原王殿下”“日本国本主一位源家康王殿下”“日本国刺史”等多个称谓，日本方面则对此不加辩解，德川家康自称“源家康”“大将军”“从一位”，但始终没有自称“日本国王”。




















日本方面接到阮氏和郑氏两方的文书，再加上来往客商的信息，肯定知晓安南的分裂情况，但对此不加理会，照常交往。但日本却称担任越南语的翻译为“东京通事”，而非“安南通事”，可见其应该知晓东京为安南黎氏国王所在。




















尽管越南和日本外交文书中的“安南国王”和“日本国王”并非两国真正的受封者，但这两个来自于中华朝贡体系的名号在东亚世界彰显了巨大的影响力，成为东亚世界秩序运行的直接呈现，这也就是莲田隆志和米谷均指出的安南方面的信息“一边从商人那里收集了信息，一边认为是按照‘中国以外的一国之主是国王’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常识来采用的”，而这可能也是当时东亚世界国际人士的一个普遍认识。















四、越南古文书中的年号问题















日本和越南皆是在国内称“皇帝”，对外行“国王”之名，即“内帝外王”之制。安南南北双方在写给日本的文书中称“日本国王”，无论己方名号如何更改，均使用中兴黎朝的年号，日本写给安南的文书则使用本国年号。双方文书往来百年，书写年号成为常例。




















魏之琰留在东京的武氏夫人（1636-1698）去世后，其再婚生子黎廷相写信给前往日本的异母兄魏高和魏贵，告知母亲去世，信中写道：“安南国清华道绍天府东山县古都社居在中都城奉侍弟儒生黎廷相，妹黎氏玜讣音于日本国魏二兄几下”，落款为“皇朝正和二十三年（1702）岁次壬午季夏节弟儒生黎廷相笔”；魏氏兄弟回信：“迁居日本国同母兄魏永时，永昭，谨致书安南国绍天府东山县古都社黎氏弟妹几前”，落款为“元禄十六年（1703）岁次癸未仲秋望日兄魏永时永昭谨书拜复”。由此可见日本与安南自用年号，不仅是官方行为，亦达于民间。




















朝鲜肃宗丁卯年（1687），朝鲜人金大璜等二十四人商船失事，漂流到安南国的会安，此为阮主辖区，得到地方xx救济，并拜见义主阮福溙，中间病殁三人，后由清朝商船载回宁波，于1688年返回朝鲜济州。此事在朝鲜影响颇大，载入官方的《肃宗大王实录》，1694-1696年在任的济州牧使李益泰（1633-1704）据官方记录将之编入《知瀛录》，康熙四十四年（1705）的济州牧使宋廷奎又在《知瀛录》的基础上增加了舵工李德仁的访谈，撰为《海外闻见录》。之后《耽罗闻见录》和《昼永编》亦记载其事。安南方面按照惯例开具了一份文书，交朝鲜漂流民带回，以兹证明，文中称：“荷蒙本国王体好生之德，施格外之恩，安插会安地方以给钱米，不意业已病殁三人，现存二十一人，俟南风调载送归”，归计无着之时，“幸船主陈有履财副朱汉源等，怜悯众苦，流落他乡，慨发义举，特将本船客商等，辞送别船，抛弃生理，允将本船载至朝鲜，送回本籍”，最后落款时间为“正和九年（1688）七月二十二日”。安南地方xx以“国王”配合“正和”年号，与发往日本的文书格式相同。




















陈乾等载送漂人抵达朝鲜济州之后，牧使李喜龙等人查问，《知瀛录》没有记载安南发出的咨文文书，但却附“陈乾朱汉源等问答”。朝鲜官员对安南文书中的“正和”年号提出疑问：















问：安南文书中正和九年云者，本国不为服从于大清而然耶？抑有僭称天子之国而以正和为年号耶？愿闻其详。




















答：其安南国者，昔日原为交趾之名，洪武年得云南一省，弃交趾，任其进贡，往来不分别年号久矣，今我皇上以从大明古例，不与交量，任彼称为正和，如日本者称为贞享同也。















明清时期朝鲜奉中华正朔，使用中国年号，官员敏锐意识到“正和”年号与朝鲜不同，朝鲜毗邻日本，知晓日本国内使用年号的情况，但日本并未受封，与清朝没有官方交往。朝鲜使臣与安南使臣同列于清朝宫廷之中，朝鲜地方官员自然知晓其受封于清朝，“本国不为服从于大清而然耶？”因此提出“抑有僭称天子之国而以正和为年号耶，愿闻其详”。




















陈乾的回答显示其对安南国内使用年号之事并不十分清楚，但作为来往东亚海域的客商，他的话传达了两个重要信息。首先，安南使用年号在明朝即已存在，“往来不分别年号久矣”，并不强行折辨，“今我皇上以从大明古例，不与交量，任彼称为正和”，清朝继承明朝惯例，也不与之分别，听任其自称年号。这显然是安南地方官府出具的文书，客商经常见到其自用年号。安南奉明清王朝的国书则使用中国年号，但这并非客商所能见到。第二，陈乾又说安南使用年号“如日本者称为贞享同也”“贞享”为日本（1684-1687）当时使用的年号，显然陈乾对日本使用年号的情况也很清楚，实际上安南和日本使用年号的情况确实比较接近。区别在于日本对内对外皆称“日本”，而安南对内称“大越国”，对外则称“安南国”，正和九年的文书即是如此。陈乾应该多次见到安南和日本自用年号，才能够表述的较为清楚。朝鲜官员知晓日本的情况，因而没有就“正和”年号问题继续追问。















五、结论：“国王体系”和“国书外交”与东亚世界秩序















中国与朝鲜相邻，日本则与中、朝两国隔海相望，历史上三国即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中国大陆的文明发育时间早，组织程度高，并根据自己“五服制”思想理论在大陆内部建立了从内到外的层级区域关系。对于中国周边的区域和国家，则以“华夷”思想确立自己的中心和上国地位，中国王朝以实力和文化强势推行，将周边国家纳入自己为中心的体系之中，入主中原的元朝和清朝亦继承了这套体系，并不断完善。




















在此体系中，中国自然处于“上国”的地位，他国不具有与中国平等的地位，但周边国家对此并不甘心。日本首先发起挑战，七至九世纪日本即模仿中国的华夷体系建立了一套以自己为中心的“小帝国”体系，己为“**”，他国为“国王”。**式微之后，幕府将军秉政，以将军为主体展开对外交往，因此日本逐渐放弃了“小帝国”体系。十四世纪明朝建立，几经周折，幕府将军获封“日本国王”，与“朝鲜国王”同列于朝贡体系之中，朝鲜即称幕府为“日本国王”，展开外交。日本写给朝鲜的文书使用“日本国源某”和“龙集干支”年号的形式。之后德川幕府改将军对外名号为“日本国大君”，使用日本年号，以示脱离明朝所封的“国王”体系之外。日本与朝鲜跨海相邻，历史文化纠缠千年，双方在外交的名分、心理和互相认知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但均不能脱离中国xx王朝的影响，日本逐渐背离，朝鲜则趋于倾向，日本、朝鲜仍在中国主导下的东亚秩序中展开对外交往。




















十世纪安南脱离中国自主建国时即已建号称帝，但仍接受中国册封，对中国实行“内帝外王”与双重国号政策，亦是中国为主导的朝贡体系下一种有效的变通。中国历代王朝的对外政策已趋于务实，因此并没有因为日本称**、安南称帝而兴兵讨伐。周边国家以自己的形式与中国主导的东亚世界朝贡体系达成了平衡。




















十五世纪前安南虽然与日本和朝鲜在历史上有零星的交往，如日本晁衡任职安南都护，新罗崔致远入高骈幕府记录其安南都护任职之事，安南李朝王族亡国后来到朝鲜繁衍为花山李氏，但这均是个案，且年代久远。




















松方冬子提出“国书外交”概括十五至十九世纪东亚世界发生的以各类文书传递为直接表现的诸国交往行为及模式，这也适用于自1591年安南福义侯写给丰臣秀吉书信之后，安南与日本两国的的实权人物持续百年的“国书”往来。




















走进历史深处，我们会感受到，因为遥远的距离与共同的利益使得十六至十七世纪安南与日本的交往纯粹而直接，双方国书及相关文书皆不对政治层级与名分高下进行过多考虑，之前没有交往也使得双方没有历史包袱，轻装上阵。这与东亚世界中国与周边国家，或周边相邻国家之间，多方考虑政治名分的情况有极大的差别。因而日本和安南在百年的国书外交中，以互称“国王”的形式实现了外交的平等，且形成制度，施于朝鲜。




















日本借鉴了对朝鲜外交的方式，不称“日本国王”，使用“源家康”等名号，又使用了日本年号。远在海隅的安南国在援例称德川家康“日本国王”之后，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即依照幕府自称进行称谓。在此过程中，德川幕府随安南方面如何称呼，均不自称“日本国王”，而安南阮主方面则在书信往来多次之后自称“安南国王”，使阮氏“安南国王”之名随商舶之帆扬于东亚海域。在文书往来过程中，使用本国年号成为惯例。




















朝鲜方面恪守事大之例，使用“朝鲜国王”名号和中国年号。但对安南发出的漂流文书中的“正和”年号，虽然好奇询问，但并不深究。邻国日本即已自定年号千载，朝鲜派遣通信使前往，当知晓其事。漂流文书亦曾经中国官员检视，但随即发还。




















安南在最初发出文书的时候，即以“国王”例与日本交往，后因漂流人之事，亦按例发往朝鲜。日本方面则依例称“安南国王”。尽管日本与中国朝贡体系日渐背离，但仍然按照“国王”惯例交往，阮主意识到了幕府对“日本国王”名号的主动回避，随即不称“国王”号，但自己却冒用“安南国王”，继承此号在东亚世界的政治资源和影响。而日本和安南文书使用本国年号，则又体现了自己在明清王朝主导的东亚世界中国的自立性和独特性。




















朝鲜和日本交往，多抬高自己称“华”，贬低对方为“夷”，学界称为“日本华夷圈”“朝鲜华夷圈”，双方交往之时认识上有很大的偏差。尽管安南亦有自己的“华夷”观念，即以己为“华夏”，视占城、盆蛮、哀牢等为“夷”。但安南与日本双方交往之时，双方以海外贸易为纽带，以“国王”相称，并未沿用本国的“华夷”观念施之于对方，因此双方进入源自中国为主导的“国王”体系之中。尽管交往的安南阮主政权并非受封的“安南国王”，日本德川幕府也未受封并自称“日本国王”，但并不妨碍双方利用“国王”的巨大影响，实现顺利交往与利益最大化。而伴随海外贸易繁荣产生的众多海难事故和漂流人救济，也在东亚各国之间开展，展现了前近代东亚秩序的实况运作。




















遥远的安南文书来到了东北亚的日本和朝鲜，带来了另外一个海外贡国的政治信息。安南文书的传递，显示在中国之外，诸国以“国王体系”和“国书外交”达成了交往的平等。无论三国如何展现自己的自立性以及与中华的区分，但诸国交往仍是在中华朝贡制度的影响之下进行，“国王”体系与汉字“国书”共同展现了这一时期的东亚世界秩序。















【注】文章原载于《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2020年6月第三十九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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