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买酒怎么样，小人物 故事

(按：小人物同样是生活的亲历者，凡俗的生命同样有弄潮的经历；小人物的故事比之名人同样有跌宕有起伏。)
本祥大名宫本祥，小学的同班同学。他家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下放户，文革以前就来到了农村，他老家在新县城普兰店，这比来自大连的下放户本身就低了很多；他家的成分还有问题，他爸据说解放前后帮过xx对立面的人，所以被疑似右派或者四类分子。有了这些前提，他家人都老实巴交，纵然从城里到农村、地位却低到尘埃，不仅身份被迅速农化、语言也变得比农民还农民。
本祥上有三姐下有一妹，大姐宫本英是1965年第一批下乡知青，下放当年就嫁给了村里外来孤儿刘传邦。我和本祥相熟的时候，他大姐已是“两女一子”三个孩子的母亲。刘传邦个头不高但体壮力大，是生产队大车（马车）老板（车把式）、是一天挣两个工日的仅有的三个人之一，他的特点是能吃，一年口粮不到半年就吃光了。某年冬天他和另一大车老板聂老七去老县城皮口镇拉“碱泥(海滩泥，做屋顶防漏用)”，派饭在一户人家，女主人问他们吃什么？他们说“多做饭就是了”，女主人就做了满满二号盆高粱米涝饭(大约8斤米)，不料根本就不够，刘传邦吃了9碗、聂老七吃了8碗，他们不知道这盆饭里还含有主人家四口的午饭。女主人看了空饭盆既心痛又后悔，她完全没有料到还有这么能吃的人，讪讪地说：“喃们农村人歹（音傣，庄河话，“吃”的意思）饭，真待人稀罕。”自此再也不敢接待农村人吃饭了。作为城市姑娘，宫本英看上刘传邦图的正是他的好身板壮劳力，她太想找个依靠了！二姐宫本荣在生产队劳动，传说正和穷青年孙希明自由恋爱，孙希明父亲早亡，残疾母亲带着他和弟弟艰难度日。三姐宫本玲目前在石山学校读六年级（初一），9岁的小妹宫本明还未入小学，她的耳朵背后有个时时发炎的疮洞，因为没有钱从未去医院诊治。
本祥的生日是1962年正月初一，这特殊的日子加唯一的男儿让他自然地成了家庭的核心亲人的珍珠。然而本祥并不娇气，上山下河一点都不落人后。他有两个本事别的孩子都比不了：一是掏鸟窝，再难掏的鸟窝他都能捣鼓出鸟蛋或者小鸟来，掏出来的鸟蛋他会拿回家吃，而掏出来的小鸟没毛或者毛少的被他到处丢、毛多的就带在身边玩两天死掉再丢弃；另一个是“撬车压草”，“车压草”是一种草的俗名，这种草贴着地面生长，因为晒干后比一般草耐火、还能发出小鞭炮一样的声响而深受家庭主妇青睐，但因为不好撬我们都不愿意搞它，本祥却能将一大片车压草撬成方方正正的一大张，抖掉泥巴、像草垫子一样。
本祥不很聪明，他为人简单善良而乐于助人，虽然来自城里又长我三岁，却与我一同入的小学。同学一年时间我和他一点都不熟悉，我唯一记得他的事迹是每当他说“俺爸”的时候，总会有人调侃“是铁锨把还是镢头把”，面对调侃，本祥的表情木木的，也许他在自惭形秽，因为全班、全校包括大连下放户的孩子都称呼父亲为“爹”、唯独他和姐姐妹妹例外。本祥的学习比较努力，一年级的成绩稳定在前列，一年级下期班级评红小兵，全班选4个人，他列在第五名。本祥的个子在同学中属于大块头，但身体不壮实，打架不行，略微剧烈一点的体育运动他不是头晕就是呕吐。1973年2月28日下午，本祥来到我家，说：“（班主任）宫老师叫我挨家通知，再放假一个礼拜，下个礼拜二去队里（小队部）上课。”我当时正愁第二天开学，他带来的这个好消息使他给我的感觉一下子变得温暖起来。那天他不仅跑遍了孙东队上下街31个家庭，还去了一公里外的孙西小队四个家庭，他通知了班级的每一个同学而没有一句怨言。
我们的“生产队小学”空前绝后，只有两个轮流上课的班级和两个分别担任所有课程的班主任，上学放学都可以慢慢的晃，没有学校会议不用听校长教导主任的训话，也没有美术常识课，音乐课就是唱革命歌曲，体育课就是疯打闹，仅有语文算术两门正规课程作业很少、考试更少，这欢乐的班集体生活大大拉近了我和本祥的距离。
4月29日，本祥拿着1元钱来找我，欢天喜地地说：“才将（刚才）给俺姥爷买酒，合社（供销社）多找了1块钱给我，咱去把它花了，买饼干歺。”我们随即去了三里地外的大队供销社，我怂恿他买小人书，他服从我，买了8本小人书剩4分钱，4分钱买了三块糖他两块我一块。就在我们兴高采烈回到村里的时候，迎面撞见了本祥的姥爷“老刘头”，他对着我们一声断喝：“小本祥，找回来的那一块钱呢？”我当即噤声，本祥石化、顿了一忽儿说：“你就给俺一块一分。”老刘头咬牙切齿说了两遍：“我还专门说1斤酒一块零一分钱，这是两块零一分，打完酒要找一块钱回来！”说完气恨恨地走了。本祥看着他姥爷背影很久回不过神儿，我问：“喃（庄河话“你”、“你们”）姥爷给你的钱是红色的还是绿色的？”他犹豫了一下：“红的。”当时我就相信他是糊涂了，因为他姥爷那么大年龄不可能把色彩搞混淆，但我情愿他糊涂，我说：“那就是喃姥爷记错了！”我最恨这个老刘头了！老刘头孤身一人、是自愿跟着女儿女婿下乡的普兰店工人，因为他没有成分问题，又有退休工资，所以在农村他一直是趾高气扬；老刘头好喝酒，我三岁那年春天的某个下午跟着一群大小孩子挤在三爷家的院子里(老刘头暂居在三爷家的厢房里)看老刘头吃饭，一张小桌子摆着一个汤菜和一杯酒，他不看我们，一个人砸吧得津津有味，不知是谁把一块小石子抛进了菜碗里，我看见老刘头牛眼一瞪，率先扭头就跑，其他孩子也在跑，但老刘头只跟着我追，在三爷家大门外的柳树坎下，我摔倒了，就见他呲牙咧嘴冲我亮着拳头，当即什么都不知道了。当晚我就病倒了，迷糊中听见母亲在窗外的院子里边走边反复念叨“狗儿惊猫儿惊，小小儿不惊……”母亲是在给我“叫魂”，这是家乡给幼童治病的传统方法：我的魂儿被老刘头吓跑了，叫一叫就回来了。
有了小人书，本祥在班级的地位一下子提升了不少，大家都围着他转，但本祥对小人书并不上心，谁借了谁还了他心里没底，几天功夫8本小人书全部不知所踪。本祥三年级还没读满一个学期就辍学了，因为发生了两件事，一是他姥爷和小村**宋家燕在家里偷情被一帮半大小子发现“听了墙根”，传得声情并茂让家人抬不起头。另一件事是他三姐和我们的现班主任、一年前他三姐的班主任陈老师不清不楚，导致陈老师被抓走。两件事都让本祥没脸不得不退学回家，但这一年他才13岁还没有资格去当社员，所以每天的任务就是随着季节上山下河拾草或者割猪草。1975年春他终于接过了生产队的放牛鞭，跟着一个大人每天上下午把大小一二十头牛赶上山沟、中午傍晚赶回队部，十几条山沟轮流转，一成不变地干了5年。放牛的活儿有时轻松有时难，秋天冬天赶上山就没事了，春夏两季则必须把牲畜围在山沟里，这个是很有难度的。放牛的工分很低，小放牛只有0.6—0.8个，每个工值好年成0.5元左右，差年景就难说了。
本祥的三姐退学即和我家东邻堂哥永成偷偷摸摸地同居，永成绰号“小买卖”“买卖人”，长得又矮又丑且家庭贫困，可谓人品名声都有问题，乡亲们为此侧目倒不是觉得她下嫁，而是因为她二姐的未婚夫是永成的爷爷辈，这必将导致孙、刘两大姓辈分乱作一团，但“外来户”的宫家并不在意，本祥的父亲甚至害怕事情黄了。三姐未几怀孕去公社医院打胎，打下来的是个男婴，她就向医护要婴儿尸体，遭到一声断喝：“棍宁（大连话：姑娘）怀孩子，你还要不要脸了！”有人说胎儿的尸骨被这个人拿走送亲戚了，因为家乡流传一个偏方：男胎的头盖骨焙干碾粉温水吞服，保（常人）不得外病、保（育龄妇女）怀男胎。三姐也是出于这个原因索要的。流产归来，三姐直接住到了男方家，很快再次怀孕，大队公社来了好几拨大小领导多次动员她去引流都没有成功，1977年春天生下儿子，这一年她17岁，正逢计划生育勃兴之年，好在她之后规规矩矩，xx也就放弃了她的“非法生育罪责”。
与三姐不一样，本祥大姐是计划生育的楷模但命运多舛。1975年底宫本英第一个响应D的号召单人匹马做表率、自愿主动去公社做了绝育手术，领导在大队广播表扬了她却没有任何实惠。半年后第二批做绝育手术的妇女每人得了40元钱和几斤米加20个鸡蛋奖励，这令宫本英十分懊悔，她多次去找领导不但没能讨回公道还被领导指了鼻子训斥。1977年秋天，刘传邦给生产队送公粮，我父亲和跟车夫小哑巴随车，在大谭至小周公路段马匹受惊，我父亲和小哑巴被颠下了车、刘传邦被碾到车轮底下，父亲只看到马车过处刘传邦从地上爬起来追，几步后倒地；小哑巴看得清清楚楚，他比划着说车轮从车老板的身上碾了过去……再次回村，刘传邦坐着轮椅，事故让刘传邦高位截瘫，也让生产队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宫本英不用出工、在家做专职陪护，每年给一个壮劳力工分，刘传邦的劳动力待遇则保持不变。宫家上下对这个“照顾”充满了感激之情，小队领导也因此松了一口气。然而1978年大年初二清晨，家家户户刚刚准备端饭碗的时候，三爷家的大梨树底下传出了宫本英鬼哭狼嚎的声音：“我要老头！我要老头啊！”我猜这是一个事先策划好的地址：这里距离我家50几米、距离我叔叔家30来米，她舍近求远专门来这里闹腾，小队长我父亲必须来处理，大队书记我叔叔无论如何也不能装聋作哑。我去看的时候已近尾声，宫本英还在地上哭哭啼啼挣扎着不肯起来，她的家人在一边拉着劝着，我父亲和其他小队干部在一旁商量着。这个谋划被证明很成功，生产队又补了一些钱粮并提高了每一年的待遇。几天后小队干部去他家探望，说话之际，刘传邦问妻子“包子还有没有”，小队干部很惊诧，以为有口福了，结果端出来的是玉米面菜窝头，一会儿他就吃了六七个，刘传邦从小就以能吃著称，成家后每一年都得到处借粮度饥荒，即使在三个小孩都领了大人粮份的这些年依然难免。1981年他身体恢复了一些，可以独自转着轮椅在院子里挪动，大队安排宫本英去公社供销社当营业员，这多多少少影响了刘传邦的饮食，1983年他死了，宫本英很快带着孩子改嫁去了邻屯，那个男人不久前死的妻子也是知青。
1980年春天落实政策，本祥被安排去了县磷肥厂当工人，给外人一种乌鸡变凤凰的感觉，大小伙伴都十分羡慕，他自己也意气风发。1981年春节，本祥带回了城市女朋友，平素少有人前来的家门一时十分热闹。姑娘小头小脸体形偏瘦皮肤不黑不白，她坐在炕脚的位置面对着一屋子的人不怯场、似乎先天性比乡下女孩多一份傲娇，我见她嘴角略略挂着笑一言不发，表情是不屑或者有点嘲弄，从她的坐姿看，个子挺矮的，她身边的饭桌子本祥独自一人还在喝酒。进城当了工人的本祥似乎一点长进都没有，依然是爱和发小抬杠依然是习惯性的斜着眼睛看人依然是半年前的说话语气，时不时地就来一句“七斤牛八斤逼”，这是他的口头禅，意思是“胡说八道根本不可能的事”。这是我和本祥最后一次相见，此后几年是他人生的**：结婚生了女儿，单位效益不错有不菲的年终奖，每天小酒不断、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三姐孩子满地跑的时候，二姐出嫁了，小妹也找了对象。1996年我回乡，本祥二姐的两个儿子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初中，三姐和小妹刚刚落实政策搬往普兰店。2007年回乡，听到了本祥的故事：磷肥厂1990年代初效益开始滑坡，中期开始发生危机；本祥某天帮丈人与邻居打架被单位处分，使得收入日窘，而他的酒量日涨酒疯渐大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于1997年离婚。祸不单行，在青黄不接的档口单位破产倒闭遭遇下岗成了无业游民。而父母亲作古后，老屋变卖给了二姐，这使得本祥彻底失去了家，迫使他城里农村颠肺流离，而姐妹的家庭都不宽裕，加上他酗酒成疯让姐妹们越来越不待见。这一时期，乡亲经常能够看见本祥在小村转悠或者流连在二姐家帮农忙，衣着神情一切仿佛都回到了年少时的模样。
1999年，本祥沦为普兰店街头拾荒队伍一员、过着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日子，这期间他的故事无人知晓，因为他断绝了和所有人的来往。2006年元月的一个清晨，本祥被发现冻死在孛兰街头的一个下水道边，观者推测他是醉酒倒地一觉不醒的，这一年他虚岁45、周岁不满44。尸体火化后，前妻携女儿将骨灰运回小村葬在他当年放牛的山岗上，和他的姥爷、父母、姐夫一起。女儿偶尔会从普兰店来乡下祭拜。山野上的这几座坟标示着一个家庭的消失，这是一个不受上苍眷顾的家庭，城市好的时候，他们被放逐到了乡下，农村好的时候，他们却去了天堂。
二姐宫本荣算是这个家庭最命好的一个，她是扎根小村仅有的一个城里姑娘，和丈夫感情甚笃，她的两个儿子一个在上海娶妻办公司、一个在大连成家开店铺，也算是好人有好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