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徐鲁青
编辑 | 黄月
2000年初的北京河酒吧,张玮玮、小河、万晓利,每个周三都在这里玩即兴到天亮。小河在台上抱着吉他,看着眼前来来去去的人,脑子想什么,嘴里就唱出来。有时是意义不明的音节,有时是脱口而出的短句,箱琴、手鼓与喊叫,一同混杂在浓稠的夜里。喝多的时候,他跑到街上和人拥抱,有一次把出租车司机拉出来:“一起跳个舞吧。”
如果要为中国民谣写史,北京河酒吧是不得不提的地点。2000年初,野孩子乐队创立河酒吧,这里成为北漂歌手聚集活动的重要场所。小河与一批民谣音乐人——万晓利、张玮玮和郭龙、吴吞、周云蓬,常常在此排练演出。这批音乐人的民谣创作相异于更早期以高晓松、老狼为代表的校园风格,也和十来年后关注自我、歌唱“诗与远方”的流行民谣截然不同。他们从四面八方跑到北京,白天干杂活,夜里玩即兴,野生、粗粝、生机勃勃,按小河的说法:“那时候诞生的民谣没有风花雪月,可能带着一点点乡土味儿,但又不是民族性的,所以是很特别的一个东西。”
20岁时,小河到北京做音乐,当过保安也做过保洁。24岁,他组建“美好药店”,这支乐队曾被誉为“国内最具实验性、颠覆性的前卫摇滚乐团之一”。再后来,《飞的高的鸟不落在跑不快的牛的背上》专辑推出,手鼓、口琴与箱琴伴奏的不插电即兴风格,融合了自由的民间音乐元素,成为国内民谣脉络中难以忽略的一张唱片。
往后二十年时间里小河制作了不少音乐,2018年起,他从写歌的人转变成了一个找歌的人。现在,“寻谣计划”是他工作的重心,他奔走全国各地,收集民间流传的童谣。在最近播出的综艺节目《我们民谣2022》中,小河没有演唱自己的作品,他选择的歌曲都来自“寻谣计划”。
如今的小河神态平和,说话缓慢,接受采访时句间落下一些轻轻的沉默和停顿。他形容一件事时常常用到比喻:收集民间童谣像采果子,果子熟了就摘下来,有些果子还要再等一等;歌手生产唱片就像茶商生产茶叶,有一天,他决定再也不要这样了——“音乐不是生产什么,音乐是有天你想喝点和白水不一样的,那棵茶树待在那里好多年了,你上去摘几个叶子,扔到水里。”
以下是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与小河的对话。
01 进入21世纪后,音乐慢慢往下坡走
界面文化:说起中国民谣,许多人会提及河酒吧那段往事,那时候大家(音乐人、听众)对民谣的认知和现在有什么不同?
小河:90年代末,大家听的民谣是校园民谣或者中国xx地区的民谣。提到民谣两个字,大家首先可能想到的是罗大佑、李宗盛,或者高晓松、老狼,国外的就是鲍勃·迪伦。但是现在你要问民谣的话,大家提的是宋冬野、李志、马頔这些人。
我们在河酒吧的年代,大家都没有特别想做一种民谣音乐。那时候“舌头”会去河酒吧演出,“马木尔”和“冷血动物”也去,演出的时候基本都变成不插电,也就都变得有点“民谣”。所以河酒吧最早不是一个民谣酒吧,它就是以野孩子乐队来经营的一个音乐聚会场所,但是去那以后只演不插电,吉他、箱琴、手鼓就慢慢出现了。
界面文化:为什么都变成了不插电?
小河:那个地方很小,你没办法接很大的音响,不然就吵死了。但后来我跟万晓利固定每周三都去那里唱歌,慢慢倾向于唱民谣类的东西。晓利一开始就写民谣的作品,我那时候做“美好药店”乐队,民谣最早没有很多。
在河酒吧我经常唱即兴,第一张专辑里很多没有词的歌,都是瞎唱出来的,当时就是有种要制造音乐的冲动,但又不是非要写一首什么歌,什么主题,都是即兴出来的。有些歌词是唱着唱着直接现编,第一张里很多这样的歌,像《跳下去》,还有《简单的道理》,都是我在河酒吧看着窗外的酒客,想到什么就直接唱出来,里面一些有感觉的,就把它们记下来变成了歌。
界面文化:现在可能关心民谣的人没这么多了,但在十来年前有一段非常流行的时期。《成都》《董小姐》《南山南》这些歌曲火遍了大街小巷,但它们也被批评套路和符号化,唱的都是风花雪月和诗情画意,总是离不开诗、远方和姑娘。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你对民谣的主题以及表达形式有过什么思考吗?
小河:其实像宋冬野和马頔他们,填补了中国后流行音乐时代的一个空白。流行音乐在90年代达到**,但进入21世纪后,音乐是慢慢往下坡走的,唱片载体没有了,光驱在消失。主流文化里发唱片是为了让明星火起来,让他们去接影视接广告,并不是为了音乐本身,能引领流行音乐的人也变得很少。
互联网出现之后,大家都在网络和手机里听歌,很多人可以把自己的作品简单录一下,上传到网上。所以我觉得2000年初的这些民谣音乐人,都是通过网络先让自己的作品被很多人传唱,他们的作品也填补了人们对音乐的需要。
不能很简单地说诗和远方就是不好的,很多人在最开始的年纪,都是在唱自己的青春故事,而那些就是具有诗和远方的特质,人们有共鸣很正常。他们的音乐其实更倾向于流行音乐,像赵雷的《成都》,完全成为了很流行的歌。
02 民谣是非常自然的水,流行音乐可能更像饮料
界面文化:流行音乐和民谣怎么区分呢?它们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小河:民谣肯定跟生活有密切关系,是对真实生活状况作出的反馈,并不是只有个人情绪,只关于一段爱情,还有很多生活里的苦涩,也有对时事、对周围环境的观察,它是最靠近生活本真的东西,无论是欢快还是苦涩,都应该非常真实。
鲍勃·迪伦的很多音乐其实没有特别强的旋律性,不会像流行音乐有很多套路的走向,它就像是诉说一样,虽然也有旋律,但最重要的是诉说。
流行音乐不是这样的,它更容易让我们忽视生活中不好的东西,沉浸在被净化过的音乐氛围里。如果用水形容,民谣是非常自然的水,流行音乐可能更像饮料,更能取悦人的味蕾或者听觉。能够病d式传播是有一些方法的,一个旋律你听两遍就记住了,要想做那样的音乐其实是有方法的。
一个人怎么把情感变成旋律,对旋律敏不敏感,都和对音乐的理解有很大关系。但把旋律变成一种技法,就会变得很有问题,好比你可以写一首和《米店》一样的歌,但就是没有《米店》动人。创作者在最干净最纯净的时候歌都是很好的——像宋冬野、马頔,包括赵雷,他们在最纯净的时候写的那些歌,旋律都是很干净的。
界面文化:《我们民谣2022》里有很多不同代际的音乐人,你觉得不同代际之间的音乐人对民谣的理解有什么变化?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小河:我不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没有愤怒,或者没有“花好月圆”的反面的作品。不要只看表面上浮现出来的歌,每一代人内心里都会有对最深刻的问题的思考。这不是时代的问题,是生命的特质,这个物种到某个年纪就会叛逆,就会去思考深刻的问题,比如说我从哪儿来?我是谁?我为什么活着?
这次我们在节目当中看到很多年轻的音乐人,他们身上也有很多叛逆和好玩的地方,有时候并不一定是歌词的内容,可能就是形式上的叛逆。比如小六,她写的歌就完全跟其他人的不一样,那个状态是很叛逆和孤冷的。若水也有自己的视角,是用城市里小市民的视角来写一些东西。哪一代人里都有这样的,只是表面的形式可能不太一样。
界面文化:《我们民谣2022》里会经常出现人们感动和流泪的场景,你觉得太过突出感动会掩盖掉民谣音乐包含的更丰富的东西吗?
小河:民谣除了感动之外一定还有别的,比如说公共表达,不可能提到民谣,大家记得的就只有这几个情歌。民谣要带着特定时空的印记和记忆,它的歌词、关注的内容、涉及的话题都是很重要的。
当然我觉得民谣的生命力也在这儿,并不一定在上面有多火,但一定会在底下会慢慢流传,这才是真正的民谣。不是最漂亮的浪花,但底下滔滔不绝的河流是没办法剪断的,这首歌会被很多人记住,而且它也会通过其他人的记忆传到更远处。
界面文化:你觉得现在有这样的歌吗?
小河:当然有,比如周云蓬的《中国孩子》。
03 不是你要去生产音乐,是你需要音乐
界面文化:你在节目里说,“大家做音乐好像变成了生产一个东西,做一个产品”。 你曾经做过一个叫 “回响行动”的项目,也涉及到对唱片工业的反思,行动里你和陌生人一起共同排练歌曲、录制光盘,不在网上发行,只有制作者才能拥有这张唱片,为什么当时选择这么做?
小河:2010年的时候,我做了一个项目叫“音乐肖像”—— 每个月跟一个陌生人待几天,然后给他写一首歌。“音乐肖像”被动要给一个人写歌,而且每个月都要写一首歌。做这个是因为我不知道创作为什么会发生,我为什么要去写歌,这件事情我不太明白。那一年过后,我就觉得好像创作是一个可以非常宽广的事情,对创作没有一种特别执着的状态了。
“音乐肖像”结束后,我又进入了一个状态,就是不写歌,我也不安排自己到底要干嘛,很多歌是自己出来的。不是你要去生产音乐,是你需要音乐。就好比你是卖茶叶的,要经常去采茶、做茶、生产茶叶,但现在你不是了,你没有固定的茶园。有天你想喝点和白水不一样的东西,那棵茶树待在那里好多年了,你上去摘几个叶子,扔到水里,这杯茶就出现了。这是不一样的。
我没有在生产状态里却自发出现了一些作品,那时候我很惊喜,惊喜完了之后就想要把它做出来。从1995年来北京一直到2015年,我做了几张唱片,都是这个流程:我先生产一个歌曲,生产完了制作,制作的整个流程都很熟。但那时候我突然就觉得,我为什么要制作音乐?你发现没有,我又在做一个产品。我为什么要去录音棚里编曲、录唱、买版号,然后进棚,找人设计封面、压盘包装,拿着唱片去巡演,演完了以后再来卖给别人,我为什么要这样?
这件事情我做了十几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模式有问题,这是唱片工业一百年以来给做音乐的人带来的习惯,一直是这样。这是我要追求一辈子的东西吗?从那开始我就想了很多,我为什么做音乐,我自己快乐吗?快乐。我弹琴,音乐帮助我,音乐给我快乐。那音乐帮我活着吗?可以。我去演出,音乐可以养活我。那你能帮助别人吗?好像没有。你让别人更好吗?好像也没有。
我以前都在追求自己的作品有多牛,可以在人类音乐史上留下一笔,但从那一刻我就清醒了,我觉得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肯定跟这个没关系,是跟之前的想法是相反的——音乐应该是我和这个世界互动的一个最好最好的东西。我可以用它来做很多事,可以给予其他人希望、力量和快乐的事,不是为我自己的事。
所以“回响行动”就是我不要录唱片,我要带大家去唱歌,一起唱歌的时候大家很快乐,这个过程里有一个爸爸带着儿子跟我们到山上唱歌,留下来的录音,对于他和他的孩子来说,每过一年那个声音就珍贵一点。当他的孩子长大,再听那首歌的感受,就是录音的价值,超越了我的唱片和我的歌。
界面文化:突然哪一天想喝茶了,就去茶树上摘点茶叶泡一泡,哪天走在路上想唱歌了,就随口唱几句,这让我想到民谣最原初的形态。
小河:对,这个世界上的民间音乐就是这样的,为什么他们的声音那么嘹亮,是在这个山和那个山打招呼的时候形成的,或者劳作的时候烦了,从烦恼当中解脱出来的歌唱。民谣跟民歌的魂是一模一样的,很多不识字的老百姓,他们所唱的东西就是民谣。我们平时听的民谣更趋向于流行音乐,只是流行音乐的简单版。
04 音乐不是产品,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社会行为
界面文化:你之前在《我们民谣2022》里说:“歌很重要,是不是自己的不重要”,很少会有创作者这么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小河:这其实就是做“寻谣计划”的感受,节目组一开始找我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我要参加肯定只唱“寻谣”里的歌,因为它们都特别“民谣”。这些歌本来就在大地上流传的,被我们找到了,希望让更多的人听见,这个就是民谣。这些歌词为什么一直会被一个老人记着?他记住它了,就是生命当中很美的一件事,这种美也是民谣里重要的东西。
我们在节目里唱了两首歌,这两首歌的词和旋律都不是流行音乐,但有一种我们久违了的纯真和真实,不是矫揉造作的努力,只是最直接地、最干净地传达我们的感受和愿望。
这些歌有我们时代很稀缺的东西——真实,不矫揉造作、不处心积虑,它们很放松。这样子的东西已经离我们很远了,我自己的歌都非常用力,所有的创作方式就是我在等,等我觉得有个主题很牛,可以发挥一下,绞尽脑汁想哪种形式比较新颖,哪种手法比较巧妙,不可能像这些歌这样轻松。“寻谣”我们做了五六年,它比小河去发表一个自己的专辑,或者去创作一个能火遍很多地方的歌,要更重要一些。
界面文化:你曾经强调“寻谣”做的事情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要强调这个?
小河:因为我不是在找一个过去的东西,然后把它封存到档案馆里,或者放到画里裱起来。音乐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人类建立情感互动的一个很重要的载体。这件事一定不是像非遗那样去做,而是真的把它跟你的生活、跟其他人连接在一起。所以我定义的寻谣计划一直是公共艺术项目,用来连接社会不同群体的人,让他们发生互动,是一个通道,也是一个媒介。
这就是为什么寻谣计划更注重现场,而不是在做一个音乐产品。音乐不是产品,而是一个社会行为,当你唱歌的时候,你知道你在给周围的人带来很不一样的东西,它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社会行为。
界面文化:你之后有什么目标吗?
小河: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把“寻谣计划”再做几年,孩子们可以听的东西并不多,虽然电脑上一搜都有,但都是把孩子当傻瓜的“爸爸的爸爸叫爷爷,妈妈的妈妈叫姥姥”这样的歌词。
但我们也不希望这是创作的,希望是在这个时空中本来就有的,只是经过现在的重新编排,用非常有趣的方式把它制作出来,让孩子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我觉得现在就是孩子选择太少了。这应该是这几年最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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