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不悔扮演者（杨不悔 一路奋战）

文/田栋





















学界此前对历史上的宗教用正统宗教和民间宗教两种概念进行区分，其实正统宗教如儒释道同时必然也是民间宗教，这种分法不太科学，不如用主流宗教和非主流宗教观来区分比较好。《倚天屠龙记》里的明教虽是源于主流宗教摩尼教，但中国化以后已经成为秘密的非主流宗教，书中对非主流宗教的种种描写得十分细致，其实道教和佛教一开始也都是非主流宗教，后来才逐渐主流化，而明教相比之下则是始终不肯主流化的另类，另外一些非主流宗教则缺乏主流化的能力，本文将会从明教入手讨论中国历史上的非主流宗教发展史。





















引子：一段激动人心的武侠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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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金庸“射雕三部曲”的收尾之作，《倚天屠龙记》颇受笔者瞩意。金庸先生去世前后，对他及其作品的赞誉之辞已是车载斗量，笔者不再赘述，只来谈一点心得。










无论是原著小说还是影视剧，《倚天屠龙记》最激动人心的情节，无疑是张无忌在中土明教总坛，位于昆仑山的光明顶力战六大派高手，以一人之力挽救了濒临灭亡的明教。










在此役中，张无忌以卓绝的武功挽狂澜于既倒，暂时止息了六大派与明教的干戈，为损失惨重的明教赢得了难得的喘息之机，实为明教转危为安，并最终成为抗元力量核心的关键转折点。张无忌以九阳神功护体，施展乾坤大挪移、崆峒七伤拳、少林龙爪手、武当梯云纵等绝学连破六大派高手的“车**战”，情节之精彩绝伦、惊心动魄，无不让人热血奔涌，连呼痛快。










但对笔者来说，印象最深刻的却并不是这一桥段，而是张无忌挺身而出之前，明教即将遭受灭顶之灾的最后时刻。










当是时也，少林、武当、峨眉等六大派高手已将明教总坛光明顶几乎全部占领，明教五行旗部众伤亡殆尽，无力再战。而以光明左使杨逍、青翼蝠王韦一笑、五散人为代表的明教高层也因争夺教主之位发生内讧，被小说中最大的反派——隐藏在少林派的混元霹雳手成昆偷袭重伤，内功尽失。偌大个明教，只有老迈受伤的白眉鹰王殷天正只身奋战，苦苦支撑——任何人都不怀疑，明教覆灭只在今日。










因此，六大派总指挥、少林方丈空智**发令，对光明顶明教余众尽数诛灭，并将明教总坛焚毁。










生死关头，明教余众深知大限已到，“一齐挣扎爬起，除了身受重伤无法动弹者之外，各人盘膝而坐，双手十指张开，举在胸前，作火焰飞腾之状。”接着，他们都跟随光明左使杨逍念诵明教**：“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惟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明教教众个个神态庄严，不以身死教灭为惧，以至死不悔的决绝回答着征服者们，让少林派空智、武当派俞莲舟等心存善念者也不免心生悲悯。










鲁迅先生有言，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虽然小说家言当不得真，但每每读之，其慷慨赴死的凛然之气亦让笔者酸鼻。苏有朋版的《倚天屠龙记》是笔者比较满意的电视剧版本。演到这一节时，于尸骸火焰之间，张铁林扮演的杨逍带着女儿杨不悔、青翼蝠王、五散人等明教**正襟危坐、口诵**的镜头久久浮现在笔者脑际，让人难以忘怀。










幸而金庸不忍，让张无忌于千钧一发之际出场，凭借无敌神功和不死的主角光环，拯救了明教上下，也让故事得以继续。














光明顶



张无忌大战六大派










金庸笔下的明教，既有教主阳顶天、张无忌的武功盖世、宅心仁厚，也有光明左右使杨逍、范遥的风流倜傥、痴情无限，还有法王谢逊、韦一笑的滥杀无辜、迷途知返，甚至也有徐达、常遇春等中低层教众的一腔热血、忠贞不二，真实而又复杂。在多重属性作用下，明教既因为行事乖张、教义诡秘颇受中原武林侧目，又因为其坚定反对蒙元奴役，救黎民于水火的战斗性成为天下反元力量的旗帜，这与历史上真实的明教无疑有着某种程度的相关性。










细数金庸笔下，类似的地下宗教组织十分常见。










“射雕三部曲”中全真教号称“天下武学玄门正宗”，是道教重要流派，而其创始者王重阳在小说中却是以抗金起家（历史上没有），在跨越《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的漫长时间线中，全真教和丐帮一起，俨然成为北方反抗女真、蒙古等异族侵略的核心组织力量。










模糊了时代背景的《笑傲江湖》中，日月神教虽与朝廷无涉，但也以其卓绝的武功、诡秘的行为、森严的体系成为以少林武当、五岳剑派为首的江湖正道大敌。从任我行到东方不败，日月神教历任教主无不以吞并武林、执掌江湖为奋斗目标。“葵花宝典”“吸星**”等镇教武功更让武林同道忌惮，“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也成为日月神教教众，以及广大读者心中挥之不去的侵略性标签。










金庸的最后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中，也虚构了一个类似的邪教组织——“神龙教”。神龙教占据神龙岛，在教主洪安通带领下无时无刻不在阴谋吞并整个武林，甚至与沙俄勾结，意欲推翻满清、瓜分天下，最后被韦小宝率军以红衣大炮剿灭。










日月神教和神龙教除了武功阴d、野心勃勃，教主统御教众的方式手段也是如出一辙。除了口诵宝训进行精神控制，“三尸脑神丹”和“豹胎易筋丸”等药物控制也是必不可少，与《天龙八部》中灵鹫宫的“生死符”发挥着同等效力，真真恐怖至极。










在金庸武侠世界里，各色江湖秘密宗教组织以繁复的教仪、高深的武功、特立独行的行为方式，构建起一个光怪陆离的地下宗教世界。他们和所谓名门正派一起，共同成为金庸笔下的主人公们纵意驰骋的舞台，展现着新派武侠小说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发端：一个源于民间的主流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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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金庸对秘密宗教的创作，正脱胎于中国两千余年历史中不断出现的真实民间宗教组织。










传统中国，不止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为代表的正统文化，也有充满能量、变化频繁的民间宗教信仰。历朝统治者有自己的意识形态，终身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芸芸众生、碌碌黔首也有自己所思所欲、所喜所惧、所信所依，以及苦难与期盼，理想与彼岸，这在宗教信仰上，也必然有所反映。










区别于正统的道教史、佛教史、**和**教传播史，中国历史上还有一部扑朔迷离、源远流长、盘根错节的民间宗教史。










民间宗教往往不被正统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权组织承认，被污为邪教、妖人、匪类，屡遭取缔和迫害，往往只能在下层秘密传播。它们在为底层民众提供精神庇护所，以逃避现实苦难的同时，往往也成为底层民众反抗压迫、争取自由和解放的重要精神武器。










但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民间宗教信仰又往往出现分化，一部分适应着统治阶级的需要，修正为新的正统教派和意识形态，另一部分则改头换面，吸取其他思想资源加速流变，继续以民间宗教的方式秘密传播，蛰伏待机，随时准备掀起更大的波澜。










道教的发展演进历程就明确体现了这点。










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以老庄思想为核心，在战国时期就初具端倪。当时楚地崇尚巫术、重淫祀，而中原一带则流行神仙方术，此两者都是汉代民间道教信仰的源头。










在战国到秦汉之际五行相生相克理论和谶纬之学的影响渗透下，道教逐渐接受了神秘主义思想，宗教属性日渐浓厚，成为左右各阶层民众思想意识的主要因素。秦始皇、汉武帝皆有崇信长生、炼制丹药、求索仙人的举动，西汉初年，统治者信奉休生养息、无欲无为的黄老之学，也为道教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










到了东汉末年，皇权集团荒淫腐朽，宦官外戚交替执政，贪贿横行，朝政大坏，以至“死者枕籍”、“民相食”，其中“冀州尤甚”（《后汉书·孝桓帝纪》）。道教，尤其是民间道教信仰也在剧烈的社会矛盾中加速流变，从精神信仰领域走到了社会生活台前。其表现，正是太平道和五斗米道这两大分支的出现。










汉桓帝时期，“妖言相嘱”的民众起义就有二十多次，到灵帝时，动乱更烈。以“神道”起义的“妖贼”更是接连不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终于登上历史舞台。



史书记载，河北钜鹿人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以妖术教授，号太平道。”（《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且用“符水咒说以疗病”（《后汉书·皇甫嵩传》），远近民众趋之若鹜、争相入教。










张角颇具组织才能和政治野心，立即派遣**分赴四方，收揽信众，“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以至于青、徐、幽、冀等八州之人，“或弃卖财产，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万数。”地方官吏出于各种原因，对太平道众汇聚流散听之任之，对其造反图谋也未加防范，像极了后世清廷对拜上帝教初起时的态度。










张角见时机成熟，一方面强化统御，加速太平道的军事化进程，将数十万道众划分为大小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健全组织架构，另一方面利用谶纬之说流行的时代背景，制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谶语，为起事做舆论准备。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早期的道教是战斗的宗教










谁知由于**唐周告密，荆扬大方渠帅马元义等太平道首领和部众被朝廷捕获杀害，张角遂命令几十万道众提前起义。“旬月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东汉朝廷州郡失守，官吏逃亡，大厦倾负立现眼前。汉灵帝仓皇应对，以皇甫嵩、朱俊、卢植、董卓等臣将为主力，“发天下精兵，博选将才……共讨颍川黄巾”。










由于起义仓促，黄巾军缺乏训练装备，战斗力较差，加上起义领袖张角病死，经过几个月奋战，黄巾起义便被镇压。起义失败后，各地黄巾军余部继续作战，东汉王朝用了二十余年时间，才将起义完全扑灭。但经此一役，东汉朝廷名存实亡，靠镇压黄巾军起家的各路军阀开始相互兼并，三国纷争局面逐渐形成。










道教另一支，便是由张陵家族在巴蜀地区创立的五斗米道。史载“巴郡张脩以妖术为人疗病，其法略与张角同”（《资治通鉴·汉纪五十》）。由于张脩要求信众出米五斗便可入教，因此被称为“五斗米道”。










经过张陵、张修、张鲁三代经营，五斗米道吸收了巴蜀少数民族占卜和各种原始信仰，在巴蜀汉中等地聚集了众多信徒，形成了xx和地方都不能忽视的割据力量。借着天高皇帝远的便利，五斗米道效仿太平道，以“二十四治”为行政区划，各设头祭酒管理民众，史载张鲁治下“置义米肉，悬于义社，行路者皆量腹取足……民夷便乐之。”（《三国志·张鲁传》）。张鲁得以“割据巴汉，垂三十年。



”



张鲁以神鬼设教，道民互助方式建立起来的政教合一政权，颇具农民理想的乌托邦色彩，在汉末三国乱世中居然能保持三十年的和平安宁，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不仅在当时，就是遍览中国历史，也是绝无仅有的（大司马按：其实成汉时代也有一段时间如此）。










汉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率领十万大军亲征张鲁，张鲁自知不敌，率众投降，汉中的平静被打破，也被卷入三国初年曹操和刘备的争夺之中。曹操惧怕张鲁在汉中的影响，将张鲁及其政权骨干安置在自己的统治中心邺城，而将数十万汉中道众也分散迁移到了洛阳、长安、邺城等地，这样，在消除汉中道众作乱隐患的同时，也将五斗米道传播到了中原各地。










从三国到两晋，中国大地纷争不断、战火四起，部分五斗米道信众和教义逐渐向社会高层渗透影响，确立了天师道的正统地位。但其他道众依然坚持民间传教，并不时起事造反，表达诉求。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东晋后期孙恩、卢循发动的起义。










孙恩是琅琊人，世奉五斗米道，五胡乱华、晋室南迁后，侨姓士族与江南本地士族矛盾加剧，加上人民流离失所，官府横征暴敛，孙恩愤然率领百余道众起事，“自海攻上虞，杀县令”（《晋书·孙恩传》），书圣王羲之次子，会稽内使王凝之也被孙恩杀害。










一时间“会稽吴郡等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史以应之”，不到一月，孙恩就聚集起了数十万大军，朝廷大震。好在东晋朝廷在与北方异族政权的较量中，锻造出了一支能征惯战的劲旅——北府兵，在主将刘牢之和刘裕带领下，最终战胜了孙恩及继任者卢循，五斗米道最后一次大规模反叛就这样被平息了。










从此，南北各朝统治者认识到了道教在发动组织民众方面的无穷威力，不遗余力对道教进行精英化和正统化，将五斗米道纳入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从早期的葛洪开始，经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等道士对道教进行改造，使之成为辅翼皇权的信仰工具。










然而，民众反抗并没有因此平息。他们找到了取五斗米道、太平道而代之的佛教学说作为民间宗教的思想源泉和理论武器。










碰撞：外来的文明的激荡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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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春秋战国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对我们传统文明影响最大的外来者，便是佛教。










从东汉初年传入中土始，佛教就以其博大精深的理论、色彩斑斓的想象和深邃玄妙的哲理迅速扎根于官民百姓之中，并在上千年的历史时期里，从整体上重塑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其深度、广度都是景教、祆教、摩尼教、**教等外来文明无法比拟的。










然而，正统佛教慈悲为怀、导人向善，并不倡导以暴力手段改变现实世界，但从东汉末年开启的战乱却让华夏人民在兵火苦难中迫切需要找到新的精神家园和思想武器。










随着佛教中度己度人思想代表——大乘佛教传入，立刻显露出施教化、安社稷的社会功能，获得了大量信众。特别是其中倡导救世观念的弥勒思想，更是与中国的道教教义发生了融合碰撞，形成了所谓“三佛应劫”的救世观念，呼唤起一代代信众爆发出火山熔岩般炽烈的宗教情感，一次次冲击着秦制皇权的统治秩序。










所谓“三佛应劫”，简单说就是燃灯佛、释迦佛、弥勒佛在不同时期的应世而出，超度救赎人世间饱尝苦难的芸芸众生。其中弥勒佛更是在末劫之世“降临人间”、改天换地，以救苦救难、回归彼岸为宗旨，成为一代代教众奋起反抗旧世界的有力思想武器。










日本学者佐藤永智在其文《北朝造像铭考》中，列举了云冈、龙门等石窟和传世金、铜佛像，发现弥勒佛与释迦摩尼佛、**造像数量不相上下，可见当时弥勒观念在当时影响之大。














弥赛亚——北朝隋唐的交脚弥勒



五代以后才因为僧人契此而成为大肚子










从此，以大乘佛教，特别是弥勒观念为旗帜造反者不可胜数。










前凉建兴五年（公元317年），北平人吴祚聚千人，立沙门为天子（《太平御览·卷八七五》）；后赵建武三年（公元337年），安定人侯子光自称“佛太子”造反；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公元451年），有沙门自称司马百年，亦聚众号安定王以应之……沙门造反者几乎遍及南北朝各个政权，尤其是北魏延昌四年，冀州沙门法庆自号“大乘”，聚众杀阜城令、破渤海郡，北魏王朝不得已，遣步骑十万进讨，将法庆等起义首领尽数斩杀，传首京师，起义才告失败。










从法庆提出“新佛出世，除去旧魔”的口号，直到唐末，打着弥勒降世旗号的底层社会运动史不绝书，一次次冲击着历代王朝统治基础，屡被统治者禁绝。但弥勒观念并未消失，反而继续在民间传播。随着佛教的继续中国化，禅宗、净土宗不断流变交融，弥勒教、白莲教等民间教派相继产生，继续扮演着武装思想、组织民众的重要角色。










时间进入唐代，另一件在中国民间宗教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发生了，这就是摩尼教，也就是金庸笔下“明教”的传入。










摩尼教产生于古波斯萨珊王朝，约在隋唐之际从西北陆路和东南沿海传入中国。唐朝初年曾经被禁绝。安史之乱爆发后，信奉摩尼教的回鹘军队被唐王朝邀请入境平叛。凭借回鹘的强大奥援，摩尼教进一步在中国传播。唐武宗会昌年间大肆灭佛，摩尼教又一次被禁绝，但却转入地下传播，流变不息，深刻影响着宋代以后的中国历史。










摩尼教创教始祖名字就叫摩尼，他将波斯帝国长期定为国教的拜火教（琐罗亚斯德教）中光明与黑暗的永恒斗争理念，和**涅斯托里教派的善恶二元论，以及佛教等思想资源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摩尼教。此后一百多年，除了波斯国内，阿塞拜疆、小亚细亚、北非和中亚都遍布着摩尼**，摩尼教也凭借庞大严密的教会组织传播到了中国。










摩尼教教义庞大精深，但其核心就是二宗三际说。










二宗，就是光明与黑暗，三际，指的是初际、中际和后际。简单说，二宗三际就是光明与黑暗在不同时期的对峙和斗争。一言以蔽之，摩尼教的基本宗旨就是人类要在光明使者引领下，与黑暗斗争，向光明前行。














晋江草庵摩尼光佛



世界上最后的摩尼教遗迹










可以想见，摩尼教对处在黑暗中挣扎的普通民众会产生怎样强大的吸引力。也因此，历代统治者对摩尼教充满惧怕，并以摩尼教不食荤、不饮酒的严格戒律污其为“吃菜事魔”。虽然被一再禁绝，但统治者终究无法斩断民众对光明的渴求，摩尼教隐藏身形，转入地下，又化名“明教”“明尊教”，继续在下层群众中秘密传播。










后梁贞明六年（公元920年），爆发了摩尼**策动的母乙起义（大司马按：母乙已非正统摩尼教，而是颇有中国特色的摩尼教，亦即明教）。宋代摩尼教在东南沿海传布甚广，在温州等地甚至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教团，斋堂、道场不计其数。洪迈在《夷坚志》中记载了福建摩尼**的修行情况：“吃菜事魔，三山尤炽。为首者紫冠宽衫，妇人黑观白服，谓之明教。”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北宋朝廷下达了焚毁摩尼教经典的法律。南宋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宋高宗下敕令严办明教：“凡传习明教者受绞刑，从犯发配千里之外”（《宋会要辑稿》），妄图以重典恐吓民众，使他们不敢加入明教。










然而与统治者的期望相反，严刑峻法宣告无效，两宋之际，东南数省的摩尼教起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方腊起义（大司马按：方腊与母乙情况相似，都是中国特色摩尼教）。










北宋末年，宋徽宗骄奢淫逸，盘剥过甚，“花石纲”的征收更是让东南数省民情骚动，怨声载道。江南百姓以方腊为统领，以摩尼教为旗号，发动大规模起义。“多引明尊之事……上僭天王太子之号”（《宋会要辑稿》），起义军势呈燎原，席卷江南“六州五十二县”，给北宋王朝以沉重打击。此节在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中亦有涉及。到了南宋，王念经发动浙江衢州起义，东阳、贵溪等地也爆发“魔贼”起义，摩尼教底层抗争运动风起云涌，连绵不绝。










两汉到魏晋以后，道教逐渐正统化，而传入的佛教大乘派，特别是弥勒观念接过了民间宗教的大旗，在民众中广为传播。到唐宋以后，进一步发展出了弥勒教，大乘净土宗则发展出了白莲教。而此时外来的摩尼教又以其坚决的明暗斗争获得了民众更加直接和炽烈的崇奉。










民间宗教的类型、内容得到了空前丰富。弥勒教、白莲教、摩尼教等民间宗教在宋元之际相互融合发展，积聚着更加强大的能量，终于酿成了元朝末年推翻蒙元、规模空前的红巾军起义。










元朝末年政治腐败，天灾频繁，经济崩溃，在各秘密宗教的传播影响下，“弥勒降生，明王出世”——这个集中了弥勒教和摩尼教思想主旨的口号以谶语形式出现并广为流传，加速了民众反抗**的到来。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白莲教首领刘福通利用黄河泛滥，生灵涂炭，率红巾军在颍州起义，揭开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此后，徐寿辉、彭莹玉、张士诚、郭子兴、朱元璋等力量也加入进来，共同动摇着元王朝统治基础。趁刘福通率领红巾军主力在北方与元军主力鏖战之机，朱元璋占领应天府，西平陈友谅，东灭张士诚，建立了稳固政权。在刘福通与元王朝两败俱伤之际，朱元璋篡夺了韩林儿的小明王之位，大举出兵北伐，将元顺帝和蒙元残余力量赶到了北方草原，建立起大明王朝。










然而，靠着白莲教、弥勒教、明教等一干教众尸山血海坐稳皇帝宝座的朱元璋，反过手来就拼命镇压各民间宗教，一切与明教等民间宗教相关的元素都被禁绝殆尽。甚至连古明州也被改名为“宁波”，以示与明教划清界线。










然而，与历代统治者一样，明朝历代皇帝的禁令并不能真正禁绝民间教派。明清两代屡有一些教派祖师宣称自己是弥勒佛托生，白莲教起义更是绵延明清两代四百余年，让统治阶层头疼不已。










到了清代，白莲教、八卦教、天理教等起义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南方四川、两湖地区人多地少矛盾突出，加之官吏腐败，坑害流民，导致白莲教迅速传播，并且在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爆发了著名的川楚白莲教起义，成为所谓“康乾盛世”结束的标志。










追问：一道永恒悲壮的历史课题



4



以上，就是中国历史上民间宗教与民众起义相辅相成的基本脉络。此中血泪，不一而足。梳理至此，一个问题便出现在我们面前。










应该怎样认识漫长帝国时期的民间宗教呢？










笔者认为，它首先是中华文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历数中国千年宗教发展史，任何人都不能否认，民间宗教也是宗教史的组成部分。虽然历代统治者皆以“邪教”“妖匪”来丑化贬低民间宗教，但这并不全是实情。










在历代政权和主流宗教看来，民间宗教东拼西凑、荒诞粗鄙，但它们却真实记载了历代底层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求所愿。现实世界的苦难是宗教的酵母和温床，这一点在民间宗教上反映尤其明显和直接。对于底层民众来说，有多少苦难就有多少美好的幻想；有多少愚昧就有多少粗俗的信仰；有多少残暴就有多少反抗的力量。










两千多年的秦制帝国，政治压迫极度残酷、贫富差距难以弥合，广大民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非常贫乏。儒家三纲五常的宣传和正统宗教安稳修行的说教在某种程度上沦为统治者的伐命之斧、牧者之鞭，而流变不息、吐故纳新的民间宗教却是底层民众对统治者们无声的反抗，自有其历史合理性。














各色各样的傩也属于非主流宗教










其次，在两千多年秦制帝国史中，作为一个动荡不安、充满活力和矛盾的思想世界，民间宗教所汇聚和组织起的底层民众，始终是冲刷秦制帝国统治基础，打击历代统治者最坚定、最强大的力量。










秦国商鞅变法后，压榨民力极有效率，秦军号称天下无敌。秦始皇掌权后，只用了十年就扫灭六国，使天下重归一统。大秦帝国似乎坚不可摧，可传之万代。可陈胜吴广只是用了最简单的装神弄鬼之法，用“大楚兴、陈胜王”这样直白的类宗教谶语，就动员起成千上万的民众，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数年时间不到就把大秦帝国冲击得七零八落，“万世帝国”只存在了不到二十年时间。










东汉末年，名不见经传的巨鹿平民张角兄弟三人，十几年惨淡经营，将太平道发展成为全国人数最众、规模最大的宗教、政治、军事集团，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民间宗教武装起义，为统治超过四百年的大汉王朝敲响了丧钟。










从秦汉到满清，王朝覆灭不外乎三种模式：权臣篡位、外敌入侵和民众造反。这其中，最后者狂飙突进的革命行为无疑对旧秩序的冲击持续最久、颠覆最烈。太平道、弥勒教、白莲教、摩尼教等民间教派的一系列起义，成为历代统治者挥之不去的噩梦，也成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一历史铁律的最深刻佐证。










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教门衰落了，一些教门兴起了，信仰者不停地选择，这恰恰是底层世界不安于帝国统治秩序的证明。










第三，民间宗教及其策动的民众起义，并不能真正拯救民众，脱离苦海。这也正是近两千年来民间宗教的悲剧所在。










虽然民间宗教反映了历代底层民众对统治阶级的控诉和光明世界、幸福生活的渴望，有其合理性，但从本质来说，民间宗教的等级制也是秦制帝国治下的产物，其神权和王权往往合而为一，因此民间宗教无法也无力从根本上改变现实世界的不公正和不合理。它创造的“致太平”“明王出世”“弥勒降生”“天国盛景”等等理想都是虚幻而非理性的。










史载黄巾起义失败后，因宗教理想破灭，“赴河死者五万许人”（《后汉书·皇甫嵩传》）。东晋孙恩发动五斗米道起义，“宣语令诛杀异己，有不同者戮其婴孩，由是死者十七八”（《晋书·孙恩传》），残忍程度可见一斑。甚至还有狂热女信徒因为自己的婴儿拖累，索性将孩子淹死，还口口声声说：“我祝贺你先去仙界，等着我也随后找你团聚！”千载之下，读来亦让人感叹。










北魏沙门法庆举兵造反，也宣布杀一人就会成为一柱菩萨，杀十人就是十柱菩萨。他还和金庸小说中的邪教教主一样，配置“狂药”对**进行药物控制。致使“父子兄弟不相识，唯以杀害为事”（《魏书·元遥传》）。乖张残忍的行事风格，酿成的是民间宗教史上的一幕幕悲剧。










同时，一次又一次造神运动和反抗风潮，只是成就了一家一姓的帝王之业，百姓辗转于底层的悲惨命运并没有得到改变。










秦末陈胜吴广首举义旗、摧锋陷阵，成功的却是六国贵族以及刘邦、项羽；汉末黄巾起义声势浩大、摧枯拉朽，成就的却是董卓、袁绍、曹操等一干军阀，其中曹操凭借迫降的黄巾军精锐一跃成为北方统一者，开创了曹魏一朝；东晋孙恩、卢循的五斗米道起义归于失败，却让北府将领刘裕成就大功，也成为他篡位称帝的垫脚石，而五斗米道起义军在后世史书中，则被污蔑成被刘裕一个人打得几千人满山跑的乌合之众，蒙受不白之冤；还有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中明教起义的原型——元末农民大起义，成就的却是出身起义教门，却对同门教友痛下杀手的朱元璋……










一场场决绝的战斗，换来的只是一次次痛苦的结局。缺乏良好而长久的社会自治传统、临时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就像古希腊神话人物西西弗斯一样，周而复始地推石上山，陷入到了永恒轮回之中。










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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