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建筑培训，唐 建筑

作者：
张天，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候选人，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访问博士研究员，受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资助（202106260210）；
张晓春（通讯作者），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建筑遗产》学刊副主编。

本文摘自《中国建筑技术教育与建筑职业教育的早期实践者：唐英研究初步》，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22年12月刊，总第220期P66-75。头条版已略去文中所有注释、图片来源、参考文献等信息，正式版本以原文为准。

唐英是同济大学建筑技术教育的奠基人之一，是中国建筑构造学科、近代建筑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人物之一。文章通过史料爬梳与口述访谈，梳理了唐英留学德国、在xx工程部门任职、从事教育实践的过程，指出“综合理工学院”体系对他的潜在影响。重点分析了唐英主要参与的职业教育课纲编订工作和《房屋构造学》等书籍的内容，讨论中国建筑构造教育的知识来源与教学框架问题，以及唐英对建筑职业教育、建筑技术教育的贡献；结合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背景，进一步探讨了中国近代建筑职业教育对培养当时急需的“中级技术人才”作出的努力，以及唐英在其中的作用。
目录概览

一、求学柏林 ：唐英的基本情况与在柏林所受的教育二、工程救国 ：唐英的国民xx任职阶段三、执教同济 ：唐英的教学实践及其对建筑技术教育的影响四、中级技术人才的培养 ：唐英对近代建筑职业教育的影响五、回顾、讨论与后续研究

建筑学学科史是近代建筑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已有不少学者在这一领域取得研究进展。如徐苏斌、钱锋等学者探讨了中国近代建筑教育如何受到日本、美国的影响；赖德霖等学者则通过对重庆大学建筑教育史的研究梳理出“综合理工学院（polytechnical school）”体系对中国建筑教育的直接影响。

目前对中国建筑学科源流的讨论多集中在建筑史与建筑设计两方面，较少涉及建筑技术方面，本文拟以唐英（图1）为代表对此展开讨论。唐英作为柏林工业大学（时称柏林高等工业学院，后文简称柏工大毕业生，自1933年起以“综合理工学院”体系为蓝本，在同济大学开始了对建筑技术教育、建筑职业教育的探索。通过对唐英的研究，本文试图探讨这一体系如何以同济大学建筑专业自身发展为依托，传承因袭，影响到中国建筑构造学科的发展；以唐英主要从事的建筑职业教育事业为基础，探讨近代建筑转型过程中的工程人才培养问题，并探讨近代建筑技术史研究的可能方向。

图1：唐英（1901—1975）

一、求学柏林：唐英的基本情况与在柏林所受的教育
唐英（1901—1975），字雄伯，金山人，曾任中国工程学会会员、同济大学教授、昆明工务局局长。唐英1921年赴德留学，由柏工大惠示的档案（图2）可知，他1922年起就读于柏工大，先学机械，1923年转入建筑学专业，1927年获特许工程师学位回国。

图2：唐英在柏工大的档案信息，图中第二行可见 Tang Ying 字样

唐英就读的柏工大是“综合理工学院”体系的代表学校之一，这一体系脱胎于职业技术学院教育，以培养职业化的建筑师、工程师为目标，强调科学性、实用性。唐英就读期间，该校主要专业教学可分为设计、历史、技术三个类别。
设计教学教师中较有代表性的应属汉斯·珀尔齐希（Hans Poelzig，1923—1935年任教于柏工大），他负责第二、三学年的高层设计及第四学年的建筑设计研讨课。珀尔齐希曾担任德意志工艺联盟主席，是表现主义建筑的代表人物，早期现代主义建筑师中的重要一员；他重视手工艺，试图从历史中吸取抽象的形式语言，这些特点也反映在他的教学中。建筑史也是当时该校的重点教学内容，古典建筑、中世纪建筑、文艺复兴建筑分别出现在三个学年的课程中；亦有东方建筑相关课程，E.鲍希曼（E. Boerschmann，1923—1945年任教于柏工大）负责其中的中国建筑部分。

技术类教学则更为全面多样。学生入校即开始学习建筑构造与材料课程，授课教师维斯（Albert Weiβ，1916—1935年任教于柏工大）；同时学习结构力学分析课程，授课教师穆勒（Siegmund Müller，1900—1936年任教于柏工大），这两类课程以每学期三门左右的数量贯穿学制始终，由简入难。每学期还会安排不同难度的结构设计课，主要由布斯（Hermann Boost，1902—1929年任教于柏工大）和柏兰科（Erich Blunck，1907—1950年任教于柏工大）负责。手工艺课程和丰富的实习也是技术类教学的重要部分，包括手工艺理论、每周一次的参观实习等，主要由希克（Franz Seeck，1923—1935年任教于柏工大）和莱纳特（Georg Lehnert，1910—1935年任教于柏工大）两位教师主导。

柏工大开设的技术类教学课程占总课时一半以上。这种教学模式使学生能够掌握更多技术与施工方面的知识，更可能培养出合格的工程人才。中国留学生受这一教学体系影响的不只唐英一人。在其之前，贝寿同已经从柏工大离校回国，后又有沈诚、陈伯齐、朱尊谊从该校毕业；还有从德国其他高校毕业归国的学生如夏昌世等，这些学生都展现出了相当的工程能力 。同时，珀尔齐希这样的现代主义建筑师主导的设计教学又让学生较早接触到现代主义思想。据张锦秋回忆，唐英设计的自宅就是一座“现代风格”的建筑（图3）。

图3：唐英自宅平面图

但与夏昌世等人不同的是，唐英的建筑设计实践并不多。除在国民xx工作的经历以外，他的重心几乎完全在教育事业上，其中尤以在职业教育上的投入为工作重心。

二、工程救国：唐英的国民xx任职阶段
唐英在国民xx工程部门的工作经历可以分为两段：第一阶段为1928—1930年，第二阶段为1941—1945年。

1927年唐英归国，次年开始在南京市工务局设计课工作，任技正、特许工程师，负责组织“研究股”，此期间他还在民国xx总理奉安委员会布置组任副主任。

1929年4月，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在上海开幕，部分展品结集出版为《美展特刊》。唐英参加了此次展览，与李宗侃在《美展特刊》上发表模型图片一张（图4）。1929年下半年，唐英调往镇江，任江苏省省会建设委员会工程处处长，1930年改任建设处长，年末辞职。1928—1930年间，唐英编译、发表了6篇文章（表1），讨论其所工作的城市的功能分区、交通建设问题，亦关心建筑工程建设、建设机构组织等问题。

图4：唐英、李宗侃发表在《美展特刊》上的建筑模型

他的第二段xx任职时期是1941—1945年。1941年唐英在昆明市兼任xx设计委员，1942—1945年任工务局局长（图5）。在任期间编制了《昆明市建设规划纲要》等文件，在昆明市内设立了文化、商业、住宅、林牧、风景等不同功能分区，制定了道路系统规划，主持了昆明市人民胜利堂的相关筹划工作，提出了设计条件与示意性方案。

图5：昆明市工务局员工合影，一排左三为唐英

三、执教同济：唐英的教学实践及其对建筑技术教育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起，唐英进入教育系统工作。1930年，国民xx教育部决定成立大学课程及设备标准起草委员会；次年，邀请“全国各科专家”起草课程标准，唐英是此次受邀的唯一的“建筑工程系”专家。1931年教育部正式成立大学课程标准委员会，将工科分为“土木、机械、电机、矿冶、建筑、化工”六系，分别邀请专家起草大学工科课程标准，建筑系邀请了唐英、刘福泰、贝寿同、汪申四人。

1931—1932年间，唐英进入国立劳动大学工学院，任院长。1932年，日寇炸毁劳动大学，次年5月，国民xx在劳动大学原址筹建同济大学附设高级职业学校（后文简称同济附职学校），唐英任筹委会主席。自学校成立至1941年，唐英任该校主任。1937—1940年，唐英及同济附职学校随同济本部内迁至昆明。在同济附职学校任教期间，唐英负责应用力学、制图、建筑结构、投影画、房屋设计及制图等课程。据傅信祁回忆，他在同济附职学校时上过唐英的房屋建筑学课程。唐英还以同济附职学校主任的身份在1934—1936年间三次参加了由中华职业教育社主持的全国职业教育讨论大会。

在同济附职学校任教同时，唐英也在同济大学土木系任副教授、教授。1937年唐英受邀主持筹备成立同济大学工学院建筑系，但可能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原因，此事最终没有下文。1940年，同济本部迁往李庄，唐英与同济附职学校留在昆明。1942年同济附职学校迁往李庄与本部会合，唐英当时已任昆明市工务局局长，未随校离滇，同年12月起兼任云南大学“特约教授”。1931—1942年，唐英发表文章和出版书籍如表2所示。

抗日战争胜利后，唐英先在南京市xx任职，而后再次从教，进入同济大学、大同大学两校。1949年前，唐英在同济大学土木系负责一些“基础课程”。1952年院系调整后，原同济大学土木系部分教师合并至新成立的同济大学建筑系，唐英也进入同济大学建筑系，在建筑设计教研室工作。1953年，同济大学成立校舍修建事务处，唐英任技术室主任。1946年后唐英发表文章、书籍如表3所示。

唐英编著了多本教材、教参。1936年，唐英成为全国职业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负责对一系列的职业教科书进行征集、审查，并由商务印书馆统一出版，至1938年已出版数十本（图6），涵盖多个学科，构成了研究近代职业教育教材的系列文本。在这一出版活动中，唐英独立完成了《房屋建筑学·住宅编》，与王寿宝合著了《应用力学》《房屋构造学》。1952年，唐英出版了《学校建筑》（图7）。

图6：1938 年《新闻报》刊载的已出版的职业学校教科书，可见《房屋构造学》《应用力学》两书

图7：《房屋建筑学·住宅编》《学校建筑》《房屋构造学》《应用力学》书影

唐英出版的三部职业教育教材都以兼顾理论性与实用性为重要标准。《应用力学》从最为基础的重心、合力分力、摩擦力开始讲解，其后将抽象的力学知识应用于梁架、桁架、拱等具体建筑结构分析之中。《房屋建筑学·住宅篇》则首先讲解建筑与艺术、文化的关系，对中国、西洋建筑史进行了概括，而后才进入具体的住宅设计知识；在设计部分，将住宅分为低、中、高三等，对房屋面积、室内布置、建筑设备等进行了讨论。附录中则列出了委托书、招标广告与章程、建筑合同、施工细则等文件案例以供学生在工程实践中进行参照；还列出了英制、标准制、市用制、旧营造库平制等不同制式单位之间的换算表，使学生能够在华洋杂处、新旧交杂的上海快速适应当时的建筑施工情况。

《房屋构造学》一书则更重实用。全书分为概论、设计大要、施工之前准备工作、土工、墙工、木工、钢铁工、钢筋混凝土工、附录九个部分。唐英自述该书参考了五本德文书籍。经对比后发现，全书主要架构参考了1903年出版的《建筑师的建造学》（Baukunde des Architekten）一书，墙工、木工、钢铁工三章与此书对应部分构架基本相同，但唐英去除掉了诸如塔楼建造（Thurmkonstruktionen）等对当时来说不紧要的部分。钢铁工、钢筋混凝土工两章主要参考了1913年出版的《钢铁结构》（Eisenkonstruktion）。另外三本引用书籍是《建筑结构设计》（Baukonstruktionslehre）、《钢筋混凝土房屋》（Der Eisenbetonbau）、《钢筋混凝土》（Der Eisenbeton），唐英主要引用了其中部分图片。

《房屋构造学》一书的实用性体现在，在引入西方知识的同时，照应上海本地的材料做法、施工情况，使读者能够将所学与建筑业的当时情形进行对应。材料方面，书中对天然建材，通常会推荐产地，例如“黄砂在江浙所通用者，有宁波产及湖州产。宁波砂较佳，因洁净而砂粒有棱角也”；在人造材料方面，则会注明最优厂家，例如实心砖推荐“大中、泰山及震苏砖瓦厂”，弯瓦推荐“浙江朱家坞北窑”的“天蝴蝶”等。
在做法方面则描写更多，例如“粉刷及灰缝”一节，详细记录了粉刷墙壁时“为求墙面净白”，需要“待纸筋石灰干后，刷以石灰浆二度”的做法，并给出了纸筋石灰的详细配料，同时提出更优做法：“用老粉浆以代石灰浆者，其所成墙面，更为洁白。”对建筑规范的重视及随时而变也是构成实用性的重要部分。唐英在书中广泛引用南京、上海的“建筑规则”，并在历次出版中不断修订。如对比1940年第7版与1953年第15版的“墙工”内容，即可发现在载重量、墙厚计算方法、房屋分类等方面均有所更新，同时增加了新的屋顶坡度规范等内容。这种写法使学生在工程实践中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建筑材料，并指导工人进行施工，是一种朝向工程实践的写作方式。

将三本教材放在一起，则可看出唐英希望学生不仅能掌握建筑设计、结构工程知识，同时又能精通驾驭工地实践与工人指导，并具备一定的建筑史与艺术素养。这些教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被同济附职学校作为教材使用，后又被做成讲义继续供学生参考。

1949年后，这一系列教材又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材编写者的引用、改绘，影响了建筑构造类的全国统编教材。1959年，同济大学教材《工业与民用房屋建筑学》（图8）出版，该书大量承袭了唐英在《房屋构造学》中的术语与图示，例如对于砖拱与支柱正误砌筑方法的图示（图9、图10）等。唐英所绘的这一图片本身改绘于前文所述的《建筑师的建造学》一书（图11）。

图8：《工业与民用房屋建筑学》书影

图9：唐英《房屋构造学》中砖拱与支柱正误砌筑方法的图示，左侧为正确砌法，右侧为错误方法

图10：《工业与民用房屋建筑学》中砖拱与支柱正误砌筑方法的图示，改绘了唐英的图片

图11：《建筑师的建造学》一书扉页与书中砖拱与支柱正误砌筑方法

1961年，傅信祁、钟金梁代表同济大学参与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版《建筑构造》教材时，又参考了同济大学旧有教材。因此唐英在其书中改绘自德文书籍的图片又出现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本统编《建筑构造》教材中（图12）。这一来自德国的知识，经由唐英等两代知识分子的传递，成了同济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技术知识的一部分。但在这一版教材编写时，唐英应该已经没有参与教学了，他于20世纪60年代从同济退休，后担任上海文史馆馆员（图13），于1975年逝世。

图12：1961 年首版统编《建筑构造》教材砖拱与支柱砌筑方**误的图示

图13：唐英在上海文史馆留存的照片

四、中级技术人才的培养：唐英对近代建筑职业教育的影响
无论从参与社会活动的情况，还是著书立说的方向来看，唐英始终将自己教育事业的重心放在职业教育上。

清末以来，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不仅在于技术落后、知识分子缺乏，更在于底层社会普遍缺乏知识与获取知识的能力、意愿。1911年一篇名为《工人教育历史谭》的文章就指出：“泰西之所以造成此文明者，果何？术乎！广施教育使下流社会得享有普通学识之幸福也！”至1920年，在《新青年》杂志上仍有人写信向陈独秀询问：“因为我身居工厂，实在觉得一般工人知识的饥荒，比无论什么痛苦都要深一些。他们肚饥知道要食，身上寒冷知道添衣，唯有没有知识的痛苦他们完全不觉得，所以若不想法增加他们一些知识，即使先生们天天为劳工问题做文章，还是不中用。”

就建筑业而言，更切实的难处是底层工匠缺乏近代化的建造技术知识，难以完成当时大量的建造需求。就上海而言，1905年工部局就试图以工程补习的方式改善这一局面：“凡中国通商口岸，推上海为群商毕至之区，各租界洋房林立日胜于前。然造洋房之中国工匠，即红帮者，徒有外貌之功夫，而无精明之考究”，并开设“工匠建造房屋课程”以期改进。至1920年代，各类职业学校逐渐兴起，其中有上海市建筑协会开设的正基建筑工业补习学校，亦有更具培训机构性质的各类“速成学校”。为尽速解决这一矛盾，部分知识分子试图给出另一种出路：培养能够沟通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体的“中级技术人才”。1917年，中国建筑工程教育的先驱华南圭就指出应当“分途培成高级中级技术员及管理员”，并说明“中级技术目前尚无培成之所”。

唐英在xx工程部门与教育实践中的经验，使他认识到建筑业此类人才的缺乏和职业教育在培养此类人才方面的重要性。1936年，唐英向全国职业教育大会提案“自本年度起我国职业教育应力求切合国情，注重工业科目，造就大量中级工业技术人员”，“就我国今日之工业技术人员言，高级者，尚足敷用……下级者，即一般施工之工人，各地均可有大量供给，足敷匹配；所最困难者，厥唯一般工人，若辈大都但知因循旧法，对于新工业所需之新技术，茫无所知，而在在需要中级技术人员之指导，而此项中级技术人员为我国目前所最感缺乏者也”。

在这样的历史情形下，唐英及同济附职学校开展了促进职业教育的工作。1933年，教育部邀请同济大学承担建筑等科目“职业学科及职业实习教材大纲”的编订；随后同济大学本部将邀请转交给同济附职学校。1934年，同济附职学校、河北省立河北工学院及柳士英分别提供了建筑专业的职业教育课程大纲（表4）。

作为同济附职学校的主任和土木专业的负责人，唐英应当在课纲编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课纲也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英及同济附职学校的教学理念。课纲中的课程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为理论知识的培养，二为施工实操能力的训练，三为基础教育部分。

在第一部分课程中，可以看出承袭自“综合理工学院”体系的对培养职业技能和工程实践能力的重视，技术类课程占据主导地位。学生在第一学年要完成应用力学这样基本的工程学教育；第二年开始学习材料及构造法、材料强弱学、地质及土工学这类更具体的工程技术课程；第三年则学习最具时效性的工料估计、工场管理及契约课程。学生在临毕业时所学的课程几乎都与工地管理直接相关，这样可以根据当年的施工情况变化对教学内容及时更新。

但同时这份课纲仍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教材大纲要求应用力学教授“合力、分力、均衡、中心及摩擦之要义”、材料强弱学要求学生掌握“物体受外力时之反应情状，及反应力之许可限度”。这两门课程相较于工程实践而言是相对抽象的，但可以为学生后续学习材料及构造法课程打下理论基础。材料及构造法课程依照难度和材料特点分学年上课，且要求学生掌握各类材料的性质与来源。这些理论课程，与建筑历史、建筑设计、都市设计课程相配合，使学生能够与建筑师、工程师进行深层次的交流。

第二部分课程主要以实习方式展开，对应的是学生与工匠工人交流的能力。同济附职学校课纲中，实习占据全部课程的一半，且和材料及构造法的内容相呼应。学生从入校就开始接触建筑材料、做法，实操木工车床、三合土配置、砌墙砌砖、混凝土木模架设与浇筑等工匠技能。实习又与设计相结合，例如要求学生“分组各完成房屋模型一组，包括整个造形及局部结构，此项工作自设计制图以迄完工，不得假手于人”。将前文所述的抽象理论转化为实践的同时，大量的实习安排使学生在未来实地工作中能与工人群体顺利沟通，真正达成培养“中级技术人才”的目标。

算学、物理、化学、各类绘画课程作为基础教育部分在这一课纲中同样重要。在课表后的设备概要表中又设置有物理与化学实验室。通过对于基础科学的学习提升学生的整体素养，使学生以科学化的思路来认识工程实践，并辅以艺术教育，是对单纯的技能培养的重要补充。

对比同时发布的另两份课纲，则可注意到三者之间的相似性。尽管对科目课程的设置有些许不同，但整体上，三份课纲都致力于培养设计与施工能力并举的人才。实际上，三份课纲的提出人与提出机构都或远或近地继承了“综合理工学院”体系。当时在同济附职学校土木科任教的除唐英之外，还有毕业于维也纳工业大学的王寿宝；柳士英则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该校建筑科创始人滋贺重列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也深受该体系的影响；而河北工学院前身直隶高等工业学堂的几位创始人与柳士英相同，也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这种相似性似乎也说明了当时的土木建筑职业教育的实践者都注意到了相同的社会问题。1949年12月，重新回到同济大学的唐英再次撰文讨论这一问题，提出“提倡房屋建筑学一科”以及“工业职业学校普遍增设建筑科”“兼办短期建筑训练班与业余建筑补习班”等多种途径，继续加强“中级技术人才”的培养。

这种对于技术能力与实践操作的重视也延续到同济大学建筑系1952年后的教学内容当中（图14）。据同济大学退休教授吕典雅回忆，唐英是院系合并后建筑构造教研组最老的教师，和钟金梁一起教授建筑构造课程，并且也说明了《房屋构造学》一书在1952年后还在同济大学被拆分、印成讲义，供学生参考，唐英也经常带学生去工地参观实习。吕典雅回忆，“当时上完课是有工地实习的。房子怎么建起来，榫头怎么做出来，构件、脚手架怎么搭起来的，学生都实习过、参观过。唐老师的课上得很不错的。当时的学生对于构造的概念都很清楚，设计里也会有构造的概念出来。”

图14：1953 年同济大学建筑系教职工合影，三排左七（中线右侧一位）为唐英

五、回顾、讨论与后续研究
总的来说，唐英应用承袭自柏工大的“综合理工学院”的教学理念、体系与内容，将重视技术、实践的思维与技术知识一同施教于当时的学生。这些知识通过同济大学建筑技术学者历次参与技术类教材编订的过程，影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本建筑构造教科书。在某种程度上，唐英或可称为中国建筑技术教育的早期实践者、建筑构造教育的奠基人之一。

对唐英及近代建筑学职业教育、技术教育进行研究，对理解中国建筑的近代转型也有独特的意义。近代转型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对于近代建筑技术的关注，以及对于应用技术的劳动群体的关注，也应是近代建筑研究的主要部分之一。它所讨论的，不仅是什么塑造了近代建筑这一工程实现问题，亦是近代建筑技术知识生产与技术管理模式如何塑造一种适宜现代化生产方式的技术群体的问题。近代化作为一种全民的技术革命，吸收了舶来的技术，产生了具有推进现代化能力的知识分子，但也需要与之配合、将知识分子的蓝图建造成为现实的劳动群体。技术教育、职业教育在这一复杂的互动中承担了关键的责任，它需要培养出介于知识分子与建筑工人之间的“中级技术人才”，辅助建筑师与工程师完成建造任务。

唐英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他所著的《房屋构造学》的“弁言”中，唐英评价中国传统的建筑生产方式，“一切建筑工程，全凭表面图案，一任彼水木匠工，因循旧法而承造之，鲜有能在技术方面加以改进者。” 尽管这一评价可能有失偏颇，但的确说明了近代以来建筑生产方式需要根据近代工艺与管理模式进行革新与适应的趋势。因而开展技术教育实践与编写职业教育课纲、教材，成了唐英“补充我技术上改良之凭借，推进我国建筑工艺之要图”的落脚点。

唐英又是一系列推动近代建筑技术传播与普及的关键人物之一。更早的探讨建筑技术的书籍有1919年华南圭所著、受法国营造体系影响的《建筑材料撮要》《房屋工程》；杜彦耿在1933—1937年发表的《营造学》；其后又有盛承彦所著的《建筑构造浅释》（1943年）等著作。如果将各类结构（如《实用土木工程学丛书》，1940年出版）、工艺（如《圬工》，冯雄著，1934年出版）、施工手册（如《实用施工手册》，李伯宁著，1948年出版）等再纳入进来，则可以形成更加庞大的，关于近代建筑技术的知识来源与承袭关系的网络。

在这一网络内，则可进行两个方向的对比研究。一是依时间顺序，进行技术知识源与流的分析，乃至于串联出不同时期建筑技术知识的流变路径；二是按照书籍类别，进行各类工作群体，如工程师、建筑师、建筑工匠所掌握的不同知识系统与各职业群体技能发展与关系的研究。如果在此基础上，再比较文本知识与实际建造成果之间的关联，可能对理解中国建筑近代化的复杂过程有益。笔者也会在此领域内继续深耕。

[致谢：本文的写作在唐英生平方面，感谢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锦秋先生接受访谈，感谢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屈培青总建筑师、同济大学助理教授屈张的介绍与支持；感谢同济校史馆提供的照片、柏林工业大学档案馆惠示的档案。在同济大学建筑学科史方面，感谢同济大学吕典雅教授接受访谈，感谢钱锋副教授的帮助。关于唐英在昆明的经历方面，感谢昆明理工大学杨毅教授、曾巧巧老师，昆明市xx李亮先生的帮助。本文写作过程中与美国路易维尔大学赖德霖教授，苏州大学潘一婷副教授，同济大学谭峥副教授、王雨林博士候选人有过讨论并得到了几位学者的帮助，特此感谢。

唐英先生的历史亦是同济大学历史的重要部分，谨以此文祝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成立70周年！

（本文节选自《中国建筑技术教育与建筑职业教育的早期实践者：唐英研究初步》，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22年12月刊，头条版已略去文中所有注释、图片来源、参考文献等信息，正式版本以原文为准。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建筑师》No.220丨2022年12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