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创作挑战赛#
北京有件特邪门儿的事:每到考试季,雍和宫门口排队**的人拧成长绳。而就在一街之隔,那个真正与考试“对口”的孔庙国子监却人影稀疏,像打完了放学铃的老教室。
母亲却是例外。高考前夕,她特命我去孔庙走走。那一阵子,家里的伙食特别好,母亲执意让我吃鱼头,说是能补脑。后来吃伤了,每每在状元桥上望着半池的鲤鱼,都忍不住泛上来些油腻的胃痛来。
比故宫还年长的国子监,是元、明、清三朝的最高学府。门前墙根儿地下,摆放着一块下马碑。极具视觉冲击的七种方言,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在圣贤面前,即便皇帝也不例外。
复行数十步,便是那座声誉海内的琉璃大牌楼。黄绿交织,璀璨金碧,是每个导游奉献口水的必争之地。
穿过牌坊向前,便是受到梁思成盛誉,专供皇帝讲课的辟雍。史料载,乾隆皇帝来此讲学时,由于听者实在众多,还专门设置了一位“人肉喇叭”。
令学生胆寒的“教务处”,就设在不远处的绳愆厅。迟到、作弊、轻师者,都会成为座上客,甚至有不服管教而被斩首示众者。
想到古代学渣们可能的惨痛结局,再想想自己学生时代的敷衍,不免惊出一身冷汗。
之所以设定如此严苛的人才培养机制,根源自然是影响了中国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制。东汉时,士族门阀都是豪族、士林、官族三位一体的产物。直至隋朝,科举制的出现使得无数寒门得以打破出身的束缚,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转折。
可以说,被批评“呆板”的应试教育,长久以来一直都是寒门士子的唯一一根稻草。
时间来到1905年,在清末变局的风起云涌之间,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沦为沉寂。那一天的老式学堂里,毕课钟敲得格外苍茫,满屋的学生鱼贯而出,扛起铺盖回到老家县城,或是流向大小学堂,从此再未回来。他们和试卷上褪色的红印、展柜里斑驳的卷轴一起,消失在了历史的烟云之中。
国子监也由此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默默褪下了上千年不变的骄傲,熄了嚷噪的人声,换上草木鱼虫的素装。只留下鸣上课钟的钟亭、下学鼓的鼓亭,和老书生蔣恒历时十二年完成的“十三经石刻”孤零零地立在院子里,集体站成了文物,似乎还等待着什么。这一等,恐怕就是永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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