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需通过一定速度的GDP增长目标稳预期,定住资源配置的锚,还要密切关注输入型通胀和输入型风险,并通过跨周期政策和逆周期政策的有机结合均衡施力于国民经济,而其中压缩PPI与CPI之间的剪刀差无疑是一次艰巨且迫切的任务
文|刘珺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这是李白一首诗中的两句,在此时引用愈觉得贴切。过去的2021年,是“不可留”“不想留”却又“不会忘记”的一年,好坏掺杂并且一股脑地挤进同样时长的12个月。
“不可留”是时间机器的不可逆转,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好的一面,如新冠疫苗的开发和接种、世界经贸的筑底回升、人类活动的渐次恢复、科技创新的持续突破等等;不好的一面,如新冠病d的变异、经济的剧烈波动,地缘政治冲突的形格势禁等等,你可以不喜欢,但它们都真实地存在。
“不想留”是主观期望使然,进入新冠疫情全球流行的第二年,生活的时关时停,经济的时动时静,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按键好像已经失灵,即便没有全部失灵,其启动和暂停也没有规律可循。不确定性成了在一个达成共识几乎不可能的时代人们迅速达成的共识,真的不想再留在2021年。
可是2021年对于中国而言,又“不会忘记”,第一个百年目标和第二个百年目标交汇、D的百年华诞以及中国对全球抗疫、气候变化和稳定全球经济增长的积极且重大的贡献等,都昭示着一个负责任大国又极其不平凡的一年。那么,旧年已过,新的2022年是否会“多烦忧”?恐怕是,又会是一个在矛盾与问题中求索、在风险和困难中前进的一年。
2022年经济的西西弗斯巨石
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个英雄式的悲剧人物:西西弗斯,他虽贵为柯林斯的国王,并一度钳制死神让世界没有了死亡,但却触怒众神而被罚去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即将到山顶时,巨石又滚下山,西西弗斯的生命在周而复始的滚石上山、又前功尽弃、再不断重复的无休止中度过。如果我们牵强附会从这个神话故事中找到引喻,那2022年的“巨石”是什么?当然,现代人的使命注定比希腊神话人物要更艰巨,所以巨石肯定不止一块。以下几项值得关注:
其一,新冠疫情的走势。或许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经济恢复与经济因素的关系不是第一性的,即便是黑死病和西班牙大流感,囿于当时相对较低的发展水平和相对较高的对疾病致死的被动承受强度,其后的经济恢复依然是经济、金融、贸易政策和工具发挥主导作用。而这一次的新冠疫情,诸多未知特别是持续时间和病d变异的巨大问号使得经济恢复成了新冠疫情的一阶导数,经济手段是居于公共卫生之后的第二性问题,新冠疫情以及与之相关的防疫和治疗均成为2022年经济方程式的关键自变量,而货币政策也好,财政政策也罢,或许要忝为次席,看医学的脸色而动了。
其二,科技挤泡沫。数字经济的第一驱动力是科技,而以科技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美国股市也在2021年书写了破纪录的“破纪录”一年。但是,从下半年开始,科技有了“软硬”之分,硬核科技继续高歌猛进,苹果如此,特斯拉如此;而不那么硬的科技开始退下神坛,甚至打落尘世,电动车公司Nicola如此,分享办公平台WeWork如此,甚至原来的硅谷“女版乔布斯”Theranos血液检测公司Holmes因为欺诈罪而锒铛入狱。而中国科技股板块的调整之剧烈也在同步演绎资本市场的去伪存真,谁是颠覆者,谁是南郭先生,2021年的故事仍在继续,2022年仍然是大浪淘沙的一年。
其三,量化宽松政策谢幕。其实,2015年耶伦时期的美联储就已经启动货币政策回归常态,但结果差强人意,疲弱的经济倒逼货币政策继续量化宽松,使得退出成为一块堵在路中间而大家都视而不见的石头。但2021年开始尤其是下半年,通胀说来就来,并且直接创出新高,美国去年12月CPI同比连续15个月上涨至7%,为1982年7月以来最高水平;即便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CPI从2月的1.3%一路高歌猛进上涨至4.9%,为1991年7月以来最高水平,而之前的25年核心CPI仅在0.6%到2.9%之间小幅波动。转瞬之间,美联储货币政策制定者迅速从鸽派和鹰派的分野演变成通胀短暂派(transitory)和通胀持久派的区别,而近期释放的一系列消息均指向量宽政策退出的坚定姿态,而且是“宜快不宜慢”“宜早不宜迟”。
美联储缩减购债的时间表将在今年一季度划上句号,而加息时间和加息次数都在往前和往多的方向迈进。如此的量宽谢幕,对新兴市场是一次资金的周期性挤压和流动性的瞬间抽离,并且强度不会弱,量级不会小,新兴经济体受到的冲击更大也更显著。中国已经在为这种外溢性的风险进行提示和准备,不仅是供给短缺、需求拉动、成本推动相互叠加的复合型通胀的前瞻性管理,更是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有效释放和高质量对冲。
其四,寻找新动能,发现颠覆者。工业经济的边际收益已然显著减弱,基于工业经济的技术和模式已经被使用到极值,即便有进一步开发的可能性,投入产出分析也不支持在“旧世界”里打转转。所以,把新经济建立在真正的新基础上和新模式上就成为这一艰险跨越的最根本任务。
那么,什么产业、什么技术是明天的支柱产业和核心技术呢?什么科技能驱动数字经济继续有速度、有质量地前进呢?新能源、电动车、人工智能、探月登火,还是其他?总之,属于第四次产业革命与前三次产业革命对应的蒸汽机、电力或互联网必须找到,而新的技术在产业化、规模化甚至社会性方向更要体现后来者的维度差和效用差,要以更快速度、更广范围、更大深度地提升人类的生活质量和文明内涵。
其五,为资本立规,为元宇宙建制。反垄断或多或少是个与机械化大生产对应的概念,即便在数字经济的语境下依然适用,其内涵和外延势必要有质的变化从而反映新经济的数字化特征和智能化趋势。经过工业化时代的长期壮大,资本自我膨胀、自我加速、自我实现的自转式发展已然到了外力必须加以约束的阶段,资本对非经济领域的侵蚀和控制已使其正面积极的生产要素作用不时走向反面,因此,对资本加以规范,是资本健康发展内在要求和经济社会对资本外在需要的对立统一。
而资本和创新聚集的虚拟经济领域,特别是近期热议的元宇宙,建章立制亦是必然,而且是一次全球范围协调一致的规则和制度建设实践,GDPR(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不够,国别的数据和隐私立法也不够,因为,数据是流动的,数据是广域的,科技是互联的,科技是泛在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单独行动一时一事或可实现“小院高墙”,但长期系统的规制体系必须共同应对数据安全、网络安全、黑客攻击和科技伦理等共性问题,否则,货币领域的格雷欣法则就会在更广的数字领域和更大的全球层面发挥其“劣币驱逐良币”的竞底效应。
其六,绿色可持续是个长命题,也是个长事件。全球变暖的迫切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1.5度或2度的气变目标都是类似极限的目标,而且必须是全世界行动一致方有可能达成。在这一实现人类共同目标的跋涉中,既不能罔顾发展与减排的平衡,也不能希冀毕其功于一役的“碳冲锋”和“运动式”减碳,更不能洗绿、刷绿而自欺欺人、自我麻痹。存量经济的低碳低排和增量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在同一张答卷上,而贯穿始终的是技术的实质性突破,特别是共性基础技术,尤其是新能源和新材料。在这一进程中,先排放者应给予欠发达国家其所承诺的资金支持,而后进者不掉队是这一目标实现的充分必要条件。
其七,公平贸易、公正税收和分配正义。新冠疫情对全球贸易特别是全球供应链的考验是突发的,也是划时代的,既揭示出紧致耦合的供应链全球布局未必优于非紧致耦合的供应链合理布局,又强调just in time和just in case的有机结合是供应链韧性和强度的根本要求。
但不争的事实是,供应链仍然是全球的,画地为牢的本地化甚至区域化未必是正解。既然全球供应链仍然是未来的“现状”,那么贸易公平的裁量权一定要在国际组织手中,而非某一国或某一集团,规则可以共同商定,规则执行的刚性和规则体系的柔性是这一国际协调机制的设计原理和发挥全球公共品作用的前提。无须舞刀弄q,无须颐指气使,全球性的规则是基于妥协的建设,只要有交互,达成满意解就并非不可能。
若全球贸易能够一定程度上稳住,那么有关全球化下半场的财富分配问题就有时间和空间给予严肃对待。逃税避税、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Base-erosion and profit-shifting)、税率洼地、税负不均等阻碍资源有序配置和要素合理流动的政策梗阻要在全球层面取得规则上的进展,以税收这一最具普遍性的议题入手,构建良性、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既是年度KPI,也是长期目标。财富的创造和分配都是全球化的元叙事,只不过之前全球化的重心放在了生产环节,着眼于财富创造,而对全球化的修正一定是分配环节提上议事日程,并发挥xx、政策、国家间协调和国际协作机制的作用,向生产力向善、科技向善和分配正义的方向前进。
进入2022年,西西弗斯注定要滚更多更大的巨石,或许这一次,愤怒的众神会被主人公的执着和不屈感动,所以,西西弗斯仰之弥高的山顶一定能越过,而越过山峰甚至不断越过群山的“神话”早已由人类书写,古老中国的愚公就是用坚持和不懈的努力完成了移走“王屋”“太行”的创举,2022年我们需要有愚公移山精神的西西弗斯,当然也希望运气站在我们一边。
愚公移山的迫切任务与持久功力
愚公移山不仅在于力,力之大小因人而异,国力之强弱因国而异;愚公移山的关键在于驰而不息,在于久久为功,是不断加大的力在近乎永恒的时间坐标上做功,结果是强大到改变不可能,创造新奇迹。所以,回到李诗的后半句,2022年未必会“乱我心”,只要我们蹄疾步稳,统筹兼顾,共商共建,合作共赢。
在国内,“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稳不是静止,更不是就地躺平,这里的稳是有方向的,方向是前进是进步,要稳中有进,而前几年彰显政策定力的不搞大水漫灌也为2022年留出了巨大的政策腾挪空间。同时,需通过一定速度的GDP增长目标稳预期,定住资源配置的锚,还要密切关注输入型通胀和输入型风险,并通过跨周期政策和逆周期政策的有机结合均衡施力于国民经济,而其中压缩PPI与CPI之间的剪刀差无疑是一次艰巨且迫切的任务。
在国际,必须认识到数字经济的底座是工业经济形成的基础的延续、提升和质变,全球经济拥有共同底座的现实就已经证伪彻底脱钩论和反全球化潮流。决定2022年全球增长的因素是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基础上,共同底座之上是否涌现出新的突破,可以是存量的改进型创新,可以是颠覆性的全新科技。
从另一个维度观察,全球经济实质上是一个共同体,决定其速度和稳定性的关键在于其主引擎,美国无疑是,中国和欧、日也是,但过去若干个十年的实践显示,中国的增量贡献不仅稳步提升,在绝对量上也不可替代。所以,合作对于中国而言不是2022年的新年愿望,而是一贯的主张和一致的行动,而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要素,无论是数据还是技术,已然是广域互联,端边云网智,人为切割的结果就是生产力的倒退,就是财富创造的减产,就是人类福祉的降低。明智者,不会选择这一条路径,强化挂钩并且调校提升挂钩机制的科学性、前瞻性、公平性和效率才是正途。
结论是,西西弗斯在2022年会滚着若干巨石跨越巅峰,如愚公移山般,克服困难,不舍昼夜,代际相传。2022年的困难和挑战,有现实主义的“写境”,即真实存在并在不断发展;也有浪漫主义的“造境”,即存在不确定性,其量级、发生时间和风险值均无法全面精确预测,但须未雨绸缪、提前应对。无论如何,画笔掌握在人类手中,传说中的神就是我们自己。让我们自信地进入2022年。
(作者系交通银行行长,编辑:袁满;本文为作者2022年1月15日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海苏河湾峰会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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