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战争记忆永久流传

引子







二战结束已经很多年了，当初发动这场战争的两个主要国家，德国和日本（意大利暂且按下不表）在战后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轨道。和德国人一心一意反省自己的罪行不同，日本人还在对自己发动的侵略战争百般抵赖。面对认罪态度差异如此之大的两个曾经的罪犯，我们也不禁感叹为何他们做人的差距会那么大呢？



1970年西德总理威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



说到德国人忏悔罪行的标志性事件，就不得不提到1970年西德总理威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一事。面对自己国家并不光彩的过去，德国总理敢于用下跪来承认罪行，而反观日本，至今都在嘴硬。



日本在战后的所作所为与德国比起来简直可谓是天壤之别：直到今天日本领导人还无视邻国民族感情去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直到今天日本还妄图通过修改历史教科书回避战争责任问题；直到今天日本还有人在鼓吹美化当年的侵略战争……



梁启超《新民说》



这令人想起蒋百里在日本发行的学生杂志《浙江潮》上以笔名“飞生”对梁启超《新民说》的批评。梁启超提出用铸造新民、改造国民文化来改造中国政治。蒋百里对此持不同的看法，他写道：“自理论上言，则有新民固何患无新xx；而自事实上言，则必有新xx而后可得新民也。蒋百里认为，xx容易改变，但国民性则积重难返，“不教之以变少数、短年易变之xx，而教之以新多数、积重之民俗，吾知其事之万不可期”。他主张：“治乱国，则当用简单之法……教野蛮柔弱之国民，则当简单直捷，以鼓励其前进之气。”梁启超写了《答飞生》回应道：“大抵有新xx而后有新民欤，抑有新民而后有新xx欤？



此二说者，殆与‘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之语，同一理论，互相为因，互相为果，强畸于一焉，均之非笃论也。”能够通过改变xx来改变国民性固然好，但现在的xx不足以依赖，怎么办？还不是非得“从新民处下一番工夫”不可吗？所以，“今日欲改造我国家，终不得不于民智、民德、民力三者有所培养”。



布鲁玛认为，德国人从纳粹统治转变到民主**，之所以发生了民智和民德的改变，表现出新的国民风貌，是政治制度发生实质变化的结果，不是一下子有了不同的德国文化。相比之下，日本的政治制度没有发生这样的实质变化。他在分析日本不能像德国那样悔罪的根本理由时直奔主题地指出，“没有对政治责任——准确地说，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责任——的承担，日本就不可能产生一种面对过去的成熟态度。必须先有政治变革，接着才会有心态变化。修宪只是一部分努力；更换xx起码同样重要。因为只有一个新xx才能与战后秩序一刀两断，而这一秩序至今仍然受到战时政权的玷污”。裕仁**便是日本秩序的延续和无法一刀两断的具体代表。



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曾提出一种人类学上的解释，认为德国与日本战后的表现不同，原因在于日本人有亚洲人的“耻文化”，而德国人则属于**的“罪文化”。对此布鲁玛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德国人和日本人是危险民族，民族性格中存在某种劣根性”这种文化差异本质论观点是错误的。



在布鲁玛看来，问题的关键是“政治因素”，而不是“文化因素”。他要告诉那些抱怨民族弱点或以民族文化特色为借口的人，文化决定论和命定论都不应是历史发生的解释。无论一个国家曾经在罪孽和灾难中陷得多深，出路还是有的，就是自由民主价值和制度的建立。而即使是德国，在悔罪成为共识的今天，仍然会有新纳粹分子从事政治的而非文化的颠覆。布鲁玛警告：



当领袖掌握的权力不受限制，追随者又获准可以欺凌弱者时，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成为危险分子。脱缰的权力会勾起个体和暴力团伙心中的野蛮。尽管程度和形式并不相同，但奥斯维辛和南京大屠杀永远都是其例证。可是，在联邦德国，或者说在日本，今天的形势并不是这样。人性并未改变，政治格局却已今非昔比。这两个国家的人可以用选票把卑鄙无赖赶下台。那些选择无视这点而去寻找民族性“该隐记号”的人，并未从过去当中吸取教训。



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比较战后德国与日本在悔罪问题上的巨大差异。涉及对战争性质的思考和国家认同，它们分别是：政体的改变和国民的政治成熟；民族主义的影响；确认加害者和受害者；**制与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极权的不同。这四个方面都尤其与日本人不愿悔罪或根本觉得无罪可悔有关，也都归结为布鲁玛的基本论点：不是文化特殊性的弱点，而是政治上的不成熟，限制了国家对过去罪孽的记忆与悔悟。

二、差别的**与政治成熟

国家政治制度的改变可以成为转变国民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条件和推动力量。然而，改变主要是通过内部自主发生，还是由外部力量逼迫着强制发生，这二者间有着极大的不同。战后德国和日本便是这样两种不同的情形。布鲁玛指出，德国战后的政体重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德国人自己主导的，“1949年，德国法学家起草了《德国基本法》。1954年，西德正式成为**国家，尽管国内仍然留有西方大国的驻军。德国通过了一部紧急状态法，授权自己掌管本国防务。除柏林以外，占领已正式宣告结束。但在日本，从某些方面看，军事占领至今仍未完结”。



战后日本的宪法是由美国人出于自身利益主导的，布鲁玛评述道，这部“读起来就像是直接从英语翻译过来的宪法，剥夺了日本的自卫权。多数日本人已对战争无比厌倦，且高度不信任军事领袖，于是欣然接受”。这里主要涉及日本宪法第九条：“日本人民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此外“不保留陆、海、空三军和其他战争力量”。



日本历史学家永三郎



他1952年编写了一本高中历史教材，1956年文部省认为，家永对日本亚洲战争的描写太过“一边倒”——换言之，太负面了。常有人令他重写。家永终于忍无可忍，于1965年起诉xx违宪。他在1967和1984年分别和xx又打了两场官司。1980年代，他被要求删除有关南京大屠杀、日军奸**女和日本在伪满的医学实验等段落。家永称，审查教科书有违战后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障。直到1992年，已经七十九岁的家永仍然在东京高等**打官司，期间经历了不断的上诉和被驳回。家永感概万分地说：“纳粹德国及其轴心国伙伴日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不少德国人抵抗过，并为之献身。而在日本，几乎没人抵抗过。我们是个唯命是从的民族。因此，如今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打赢这场官司，而是应该毫不动摇地斗争下去。”像家永这样的人在日本是绝对的少数。

四、“战争受害者”的神话

在政治不成熟和浪漫主义民族主义之外，日本不悔罪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害者”心态——不仅是受害者，而且还是英勇抵抗的受害者。从战前到战后，日本一直存在着“日本人领导亚洲对抗西方”的神话。“反西方”是日本人国家认同的一个元素。在战后的日本，“反美”成为一个从“反西方”翻新而来的国族认同元素，焦点是美国加于日本的《和平宪法》：“鹰派愤怒于美国人把日本变得一蹶不振；……鸽派则恨美国人**了《和平宪法》（指冷战时美国让日本拥有军队）。双方都很反感被人当成帮凶，且都感到自己是受害者，这也从一个角度解释了要日本人承认他们的战时问题为什么比德国人更难。”



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就在日本人选择了“受害者”记忆的同时——也因为他们选择这一记忆——他们消除了自己作为对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加害者”的记忆。这是日本人历史短视和拒绝承认战争罪行的主要原因。



日本的“历史失忆”与德国对悔罪的念念不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特别典型的便是“广岛记忆”。日本人每年有两个纪念日：一个是8月6日的广岛**爆炸纪念日，另一个是8月15日的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



广岛成为美国“战争罪行”的证明，也成为“和平”反对一切战争的“民众抵抗”旗帜。广岛记忆成为日本人作为二战受害者和牺牲者的象征。布鲁玛指出：“日本人就算要讨论战争，通常是指和美国的战争。许多对侵华战争持强烈保留态度的日本人在1941年听到日本进攻美国后，心中都洋溢着爱国主义自豪感。对南京大屠杀心怀愧疚，绝不意味对偷袭珍珠港也抱有同样的罪恶感。德国人一遍遍地被提醒要牢记纳粹和屠犹历史；反观日本青年，他们想到的只有广岛和长崎——兴许还有南京，不过仅仅是在得到了自由派学校老师和新闻记者的开导之后。”



在许多日本人看来，现在的广岛，特别是广岛的和平博物馆，是“世界和平的麦加”，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纪念中心，络绎不绝的来访者来此见证战争的罪恶和对日本平民犯下的巨大罪行。



广岛的一位教授称美国投掷**是“二十世纪最大的犯罪”。在广岛，日本是受害者的看法被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人们坚称广岛死者是无辜的，这种“无辜受害者”的记忆排斥了日本是侵略者的记忆。布鲁玛指出，“和平广岛”其实是一个神话。



他写道：“广岛根本谈不上无辜。1894年，日本同中国打响‘甲午战争’时，部队正是从广岛出发、开赴前线的，明治**也把指挥部搬到了广岛。这座城市因此变得富有，十一年后的日俄战争则让它更加富庶。广岛一度还成为军事行动的中枢……在遭到核打击时，广岛是帝国军队第二大本营（第一在东京）。简言之，这里遍地都是军人。”布鲁玛进一步指出：“广岛市民的确是受害者，但凶手基本上是他们自己的军事领导人。”讽刺的是，1987年，当广岛当地一伙和平活动人士向市xx**，要求把日本侵略历史纳入和平纪念馆展览内容时，这个要求被拒绝了。



“日本是战争受害者”，这个神话能被日本不同意识形态的阵营所接受并各自做出解释，他们之间虽然有分歧和对立，却能在这个神话周围结成某种同盟的关系。日本的保守派把由美国主导的日本宪法视为对日本**和尊严的侵犯，日本的左派虽然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但一样对美国抱有敌意，他们反美，认为冷战期间华盛顿干预了日本宪法第九款，迫使日本成为冷战冲突的帮凶。即使政治自由派也经常声称，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掷的两颗**清洗了日本的战争罪孽，使日本人获得道德权利，可以“审判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布鲁玛指出，这种态度成为日本一些“和平教育”的基调（当然在日本国内也是有争议的），在相当程度上，美国介入日本政治的方式应该为此负责。但是，日本的“和平主义”将国家罪孽变成了美德，在与他国相比较时，几乎成了优越感的记号。这种和平主义也会造成历史短视。



当日本人把目光从广岛转向南京时，这种历史短视尤为明显。许多日本人否认有南京大屠杀，这与德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德国，只有极少数人不承认大屠杀，但在日本，相当庞大的保守势力坚持认为，对日军大规模屠杀中国平民的报道是夸大其词，平民伤亡是战争必然造成的结果。日本年青一代对日军罪行的认识之所以模糊而不完整，日本的教科书回避历史事实是一个主要原因。保守的教育部（文部省）和左派教师的争论对峙陷入僵局。德国教科书把对纳粹的抵抗提升到政治德性的高度，相比之下，在日本，当年支持战争的信仰价值观（神道教）和**制度至今仍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批判和否定。

五、从**脱罪到日本人赦免

阻碍日本充分认识侵略战争和人道灾难罪行的再一个政治因素，便是日本的**制度。布鲁玛敏锐地看到，日本国内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和立场就涉及**制度。这是他从对南京大屠杀的多种说法中一点一点仔细剥离出来的——像这样的分析例子在《罪孽的报应》还有许多，细心的读者不妨根据自己的问题意识细细体会。



布鲁玛汇集了多种关于南京屠城的观点。有一种观点是，由于经过精心策划，广岛原爆的罪行要比南京屠杀严重得多，“不像欧洲或中国，在整个日本历史中，你都找不到一起（像广岛那样）有预谋、系统性杀戮的事件”。布鲁玛认为这种观点并不是简单地否定南京大屠杀，是值得关注的，因为“既然作为暴行符号的南京屠城被一些人视为日本实施的‘屠犹’，对二者加以区分就显得很重要”。就连反对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士也认为这场屠杀并不具有系统性。其中一位写道，他不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规模之大和惨绝人寰，“但这或许是对淞沪抗战中守军激烈抵抗的一种报复”。另一位则认为：“在战场上，人面临生存的终极选择，要么生，要么死。尽管一些极端行径为天理所不容，但心理上可能无法避免。然而，在远离战场的危险和无奈后，若仍按照一项理性计划实施暴行，那么便是邪恶的凶残行为。



我们的德国‘盟友’设立的奥斯维辛d气室，以及我们的敌人美国投下的**，是理性暴行的经典案例。”还有一种说法同样把南京屠城与希特勒灭犹加以区别：“南京屠城的（军事力量）并不是某种足以毁灭世界的超自然力量，它也不能算是灭亡整个民族计划的一个步骤。”



**不是希特勒，但这不是为**免罪的理由，“日本人的意识形态虽然并不包含‘最终解决方案’，但在种族主义的程度上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难分高低。它即便没有驱使日军大开杀戒，也为其野蛮行径提供了合法性。日本人可是亚洲的‘主宰者民族’…一位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兵在电视访谈节目上说，他之所以杀起中国人来能丝毫没有良心不安，只因为他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杀人甚至还有一层宗教意味，因为这是‘圣战’的构成要素”。裕仁**和希特勒并不具备可比性，但发挥的心理作用却有着惊人的相似，而这种心理作用所驱使的行为——以活生生的无辜者为对象的杀戮和残暴——也是同样罪恶的。



任何简单、粗糙的对比都无法解释为什么战后会出现德国悔罪和日本不悔罪的差别。布鲁玛的《罪孽的报应》为我们深入细致地理解这一差别提供了帮助。他对这个差别的解释不是“历史化”的，而是有着明确的记忆伦理和人道价值取向，那就是，德国的悔罪是一种日本至今未能取得的政治成熟和道德进步。



历史化可能成为逃避历史责任的借口，它的目标是“拉开与过去的距离，冷眼看待历史”，其结果往往是以常规历史来看待并非常规的、非常邪恶的事情。这样的历史态度会让“冷眼看待”变成“冷漠旁观”，甚至让旁观者因为“理解”加害者而对他们产生认同感。认同加害者是不道德的，也非正义的。



日本的保守势力就是这样对日本二战侵略战争进行历史化处理，进而为之辩护的。他们说，战争是为民族存亡而进行的斗争，日本军人并不比其他国家的军人更坏，就荣誉心和牺牲精神而言，他们甚至更加优秀。这种历史化使得南京大屠杀这样惨绝人寰的杀戮正常化了。



然而，拒绝对过去罪恶历史化并不等于已经替受害者说话，事实上，今天的后人是无法代替当年的受害者说出真相的。我们今天所能做的也许正是像布鲁玛那样，不只是从个人道德良心，而且是从国家政治制度的优化（**和自由民主）来期待绝大多数人有意识地改变他们旧有的思考习惯和偏见，也就是布鲁玛所说的，在政治上成熟起来。



这不仅是针对日本的二战罪责，而且也适用于其他国家的严重xx过失或罪过。德国战后的悔罪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普遍承认和赞许，也成为xx改正错误的道德决心和行动勇气的象征。



尤其是在xx仍拒绝对过去罪行忏悔的国家里，人们不断用德国的悔罪作为正面榜样，要求xx悔罪并要求政治制度有相应改变。这是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人们在政治上变得更加成熟的一种表现。



政治上的成熟包括道德上的成长，表现为 ——用历史学家巴坎（Elazar Barkan）在《国家的罪过》（The Guilt of Nations, The Johns 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xxviii）中的话 来说——“以越来越强的政治意愿，甚至紧迫感， 来承认自己的历史罪过。承认罪过可以让加害者的良心更干净，也直接有助于他的政治效益。无 论是其一还是其二，道歉都表达了一种因造成他 人伤害而背负罪孽重负的痛苦，以及对受害人的 同理心（empathy,即换位思考）”。了解日本战后 在道歉和悔罪道路上所遭遇的障碍，不是为了单 纯的道德谴责，而是为了对国家之罪和历史非正义有一个更好的认识，也是为了看到，在新的国际人权道德环境下，加害者对受害者所作的正式 道歉已经是一种必需的道德义务，也是一种对未 来仇恨化解和道德秩序重建的真诚政治承诺，在国际间是如此，在国家内部也是如此；对日本是如此，对所有其他国家也都是如此。



资料来源:



《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