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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潘金莲是中国文学作品中最具争议的女性人物形象之一，中外各家从不同视角对于潘金莲的人物性格与形成原因进行解读与探究。
英语世界潘金莲人物形象研究包括三部分内容：中国文学作品主题观照下潘金莲人物性格的宏观分析、中西比较文学视角下潘金莲性格成因的深层阐发、“翻案戏剧”英译本中有关潘金莲形象的译介。
它们促进了潘金莲形象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同时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出视野开阔，方法多样的学理特色，成为国内潘金莲形象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潘金莲人物形象的多元化研究提供有用的参照视角。

关键词：英语世界 潘金莲 译介与传播 跨文化研究

引 言

潘金莲是中国文学作品中最为重要的女性形象之一，其立体饱满，复杂多变的人物形象为后世读者与研究者留下了很大的阐释空间。
韩南曾谈到《金瓶梅》中的女性人物形象特点：
“《金瓶梅》中的人物具有多方面的新颖性。作品中人物性格复杂，富于变化。与早期小说相比，女性人物尤其如此。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在中国小说中首次运用了性格发展的概念。”[①]

海陶玮也对《金瓶梅》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有过简要的论述：
“《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具有令人信服女性人物形象的小说。虽然女性人物的处理并非特别精细，但作品中所刻画的很多女性人物个性鲜明，前后连贯。”[②]

英语世界的潘金莲形象历经译介与研究的跨文化传播过程，构成了他者文化视域下“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中国文学作品主题观照下的潘金莲

英语世界对于潘金莲形象研究的显著特点是将潘金莲置于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学作品的整体背景之下，并在此基础上以一个鲜明的主题作为观照将潘金莲与其他文学作品中的女性人物相互比较与映衬。
此种研究方法的优点有助于从宏观的视角审视潘金莲的性格特征与行为表现，但由于未将潘金莲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
结果是潘金莲人物形象的分析上往往只以只言片语的形式存在，因此在潘金莲形象研究的细致程度与全面性上略有欠缺。
潘金莲身上虽然具有多种品质与特征，但其身上的“**”特征引起最多的关注，也是研究者谈论较多的话题。
这促成了英语世界的一些研究者以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泼妇”、“妒妇”主题为切入点，旨在突显潘金莲身上体现出的**、嫉妒、彪悍、奸诈的本质。
马克梦的《吝啬鬼、泼妇、一夫多妻者——十八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性与男女关系》一书以性和性别主题为主线，分析了明清小说中吝啬的丈夫、家庭中的泼妇和一夫多妻者的典型人物类型以及不同人物之间的对立关系，
并对当时男女关系背后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原因展开深入的探讨，涉及到的作品有《醒世姻缘传》、《镜花缘》、《儿女英雄传》、《野叟曝言》、《红楼梦》等多部作品。
该书对《金瓶梅》时有观照，并贯穿全书。
作者认为潘金莲集泼妇和**于一身，尤其表现在她糟糕的坏脾气，随意殴打辱骂仆人，并且有着强烈的嫉妒心。[③]


《吝啬鬼、泼妇、一夫多妻者—— 十八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性与男女关系》

吴燕娜的专著《中国泼妇：一种文学主题》一书以中国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文学作品中的各类泼妇与悍妇的文学主题为研究对象，深入系统梳理各种泼妇的表现以及现象背后的个人与社会原因。
作者认为《金瓶梅》中的潘金莲是小说版本化的**。
潘金莲身上兼有妒妇、**、奸妇的三种特质。《金瓶梅》作者强调了潘金莲的狡诈以及对权力和性的贪婪，从而对潘金莲的残忍和对家庭的毁坏进行了谴责，认为其最终以恐怖的方式得到报应。[④]
邓为宁的代表作《危险女人：明代斗士、婆子与艺妓》重在研究明代作品中各式各样的危险女性人物形象。
作者在“艺妓”（Geishas）一章将潘金莲比喻成“捕食者”（Predators），认为潘金莲是女性施虐狂与颠覆国家的代表。
潘金莲是怪诞的侵略者和杀人犯，同时是病原体（pathogen）的携带者，其所到之处病d蔓延肆虐，西门庆和张大户都是潘金莲所携带病d的受害者。
当然，这些最后都是由潘金莲的“阴寒”所致。作者认为潘金莲完全是反面的人物现象，如同动物一般追求**和权力的满足。[⑤]
周祖炎的专著《明末清初文学中的双性同体》重点选择《金瓶梅》、《牡丹亭》、《桃花扇》、《红楼梦》以及才子佳人小说等作为研究对象，旨在考察明末清初作品中存在的双性同体特征，并探究作家这种性别审美取向背后的哲学意义和政治内涵。
作者将双性同体的特征表述为雌雄两性意识集于一身，而健康的人物性格中通常包含调和的阴阳二元因素。
该书作者将《金瓶梅》界定为“双性同体狂热的前奏”，并重点分析了作品中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吴月娘、陈经济等人身上存在的双性同体特征。
作者认为潘金莲的灵魂深处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以男性为中心的利己主义，残暴、剥削、支配性成为她的指导理念，并将她改变成闺房里的一个男人。小说展现出夫妻之间角色的不断转换，同时也指向两性间性别的转换。[⑥]
除了对于潘金莲身上的“**”特征加以突显外，英语世界还有一些研究者对于潘金莲身上的其他形象特征有所提及与论述。
夏志清对潘金莲作如下评论：
“她头脑最为冷静，生性最为狡诈，她生于且成长于奴隶。她的残暴是奴隶的残暴，自私里透着卑鄙，在争取安全和权力的斗争中奸诈无比，对待情敌和仇人残酷无情。……
她的性格很少令人同情。……潘金莲也是个色情狂。……潘金莲为了得到快乐，以胜利者的姿态在一个垂死者的身上最后抽取几下，而且毫无顾及西门庆其人。潘金莲本人极端堕落，令人生厌的形象昭然若揭。”[⑦]

可以看出，夏志清注重于潘金莲在小说中的种种“罪行”，因此主要表现在强烈的道德谴责与批判。
艾丽凯威斯·凯后的论文《潘金莲的性格和嫉妒》运用儒家传统的观念分析潘金莲的的性格及其妒妇的性格特征。
作者认为：

“就《金瓶梅》来说，规定男女之间的等级关系就被颠倒过来。而且，嫉妒的妻子通过严密限制丈夫与其他能为她的丈夫生儿子的女人接近，可以使家庭遭受危险。
更进一步地说，从儒家观念来看，嫉妒反映出本人的修养太差。一个女人任凭自己的情欲来代替道义，而让自己生活于自欺欺人的状态里。
一个丈夫不能适当地管制自己的妻子，也不能通过自己的行为竖立一个典范，所以他也缺乏修养。……
在儒家观念中的人际关系的虚伪，是贯穿上下文的重要主题。是性格的力量把他们自己卷入了虚伪的人际关系中，这可以归因于在自欺欺人的状态下，他们缺乏自身修养。
这与某些性格并不矛盾，特别是潘金莲的性格，从头到尾几乎没有发展。性格没有发展是因为一点也没有加强自身的修养。”[⑧]

拉什顿的博士论文《金瓶梅的叙事形式》第二部分“《金瓶梅》情节形态学”（The Morphology of The Plot of Chin P’ing Mei）中分析了吴月娘、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春梅、西门庆、陈经济等人的性格。
作者认为潘金莲性格较为复杂，主要表现在处心积虑为自己赢得有力的地位。[⑨]
《金瓶梅》中的潘金莲来自于《水浒传》一书，因此两者之间所塑造的潘金莲形象差异遂成为英语世界一些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韩南指出：
“《金瓶梅》中的大多数人物确实是‘如同现实的人一般’，也就是说，在我们看来，他们似乎相当自然地代表了实际存在的形形**的人。
对比之下，《水浒传》中的大多数英雄们恰恰是被美化了一些，恰恰比现实生活高出一些，……
但在《金瓶梅》中，我们却终于遇到了复杂的女性形象，其复杂的程度既是令人满意的，又是令人惊讶的。”[⑩]

柯丽德也谈到：
“《水浒传》里的潘金莲生性**，常受一个以做媒为职业的老女人的怂恿。在《金瓶梅》里她时而残忍，时而焦躁，时而傲慢，时而又沉浸于征服者的可怜的喜悦中。
通过对潘金莲八十七回而不是四回的描写，作者把我们带入她的世界和幻象，作者赋予她自相矛盾的性格和多样性，给我们以兴趣。”[11]

葛良彦《杀老虎的英雄与杀英雄的老虎》一文的研究对象为哈金（金雪飞）的短篇小说集《新郎》中所收录的短篇小说《武松难寻》。
作者的研究重心在于探讨这部作品反映出的深层时代背景、主题思想、写作手法等内容，但对潘金莲的形象也有所提及。
“《水浒传》和《金瓶梅》中的潘金莲都被描绘成对于社会道德秩序的最险恶威胁。潘金莲的**堕落引起男人的死亡——《水浒传》中的两个男人，而《金瓶梅》中的三个男人。她就像一只老虎，食人者。这绝不是偶然的现象。”[12]

中国文学作品主题下的潘金莲形象研究是西方后性别理论时代盛行下的产物。
此种研究范式下的潘金莲形象研究并不仅仅满足于潘金莲性格与形象的简单分析与品评，而是力图从作品产生的历史与社会时代背景中去探析造成女性命运的深层历史社会原因，因此以性别视角对潘金莲形象的研究从一开始就被打上了深刻的社会文化烙印。


《金瓶梅女性世界》

正如有论者指出：“马克梦的研究方法成功地将广泛的小说纳入到共同的主题之中。……他的研究成为对于明清小说感兴趣读者的必读书目，也为清代更加有名的小说和明清文学中的性别问题的再现提供了文学框架。”[13]

二 中西比较文学视角下的潘金莲

英语世界的研究者身处中西比较文学与文化的整体视野中，因此往往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对《金瓶梅》的潘金莲形象做出多角度的解读。
他们或者借鉴西方的文学理论对潘金莲性格的成因进行阐发研究，或者将潘金莲与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平行比较研究，因此一定程度上拓宽了《金瓶梅》中潘金莲人物形象的阐释空间。
“西论中用”指“利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14]。
反映到英语世界的潘金莲形象研究，它主要指英语世界学者借用西方文学与哲学相关理论作对潘金莲的性格成因进行的移植研究。
罗俊杰的《性受虐狂、欲望、死亡：潘金莲的德勒兹式解读》一文基于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勒兹关于性受虐狂中对自我与超我的讨论，认为潘金莲在与西门庆的性变态行为中扮演着性受虐狂者的角色。
这种性受虐倾向使其难以摆脱死亡的最终结局，因此潘金莲的故事可以被看作一部有关欲望与死亡的心理学戏剧。[15]
简瑛瑛《**与权力：<金瓶梅>的女性主义解读》一文从女性主义理论视角对潘金莲的人物形象进行深入分析。
作者认为潘金莲身上具有复杂立体而非僵化不变的性格特征，因此她既是当时社会规范、经济结构、婚姻体系的受害者，同时又在追求金钱、快乐和权力的过程中扮演着施害者的角色。
“从女性主义视角来看，潘金莲是小说的焦点和中心人物。西门庆的家人和花园成为潘金莲崛起和垮掉的舞台。
作品中的所有男性和女性人物和潘金莲的个性构成回应和对照关系。
她是作品中最具活力的人物形象。她的对应角色西门庆也缺乏她所具有的活力、精力和无法抗拒的性格。”[16]

英语世界还有一些将潘金莲与西方其他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进行的类比研究。
浦安迪的《中西小说的人物描写》一文侧重于中西小说在人物描写上种种差异的探讨，认为西方小说中的英雄（主人公）往往意志坚定，而中国小说中人物的性格则模棱两可，可退可进；
西方小说中的人物塑造集中在个别主人公上，而中国小说则偏重于一群或一组的集体英雄共相。
《金瓶梅》中的六个妻妾就体现了组合人物的普遍倾向。[17]
莫里斯《世界文学中有名恋人的故事：潘金莲、西门庆与安东尼、克利奥帕格拉的比较》一文将《金瓶梅》中的潘金莲、西门庆分别与莎士比亚剧作《安东尼与克利奥帕格拉》克利奥帕格拉、安东尼相互比较，探讨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相似性与相异性。
作者对于两部作品中人物形象差异的原因作了如下总结：
“作为内在化与内部化的小说，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产生于中国文化的视角与中国历史环境的语境下；安东尼与克利奥帕格拉的故事来自于英语文化视角，是外在化和客观化的故事。
莎士比亚时期的伊丽莎白英国处于帝国权力高峰的起始阶段，也是乐观主义的顶点。
由于所有西方世界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继承下来保持客观化的文化语境，因此安东尼被塑造成一个英雄。
罗马世界的宏观宇宙观象征了上升时期英帝国的宏观宇宙观，而西门庆被描述成一个恶棍，因为宋朝世界的微观世界观象征着晚明的实际情况。”[18]

简瑛瑛的博士论文《妇女争权：东西方小说代表作比较研究》对中国屠隆的《金瓶梅》[19]、英国笛福的《摩尔·弗兰德斯》、法国普雷沃的《曼侬·雷斯考》三部作品中的主要女性人物潘金莲、摩尔、曼农进行平行比较研究。


《摩尔 · 弗兰德斯》

作者认为：
“三部小说中的三位女性人物社会出身的地位底下，都有着通过性和外表去争夺金钱、快乐、和权利的强大的野心。
她们通过个人智慧和意志，颠覆了社会中由金钱和男性特权主导的男性统治现状。
三位妇女虽然是宗法社会体系的受害者，但是它们没有被动接受这种毫无权力的地位，而是诉诸有效的不被社会所认可的方式来改善她们性别身份。
三个妇女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利用她们的‘劣等角色’最终使得她们的对立面男人们成为牺牲品，因此成为小说中的中心人物形象。”[20]

美国文学评论家和作家摩尔博士（Steven Moore）在其两卷本专著《小说的另类历史：
开始至1600年》（The Novel: An Alternative History-Beginningto 1600, 2010）、《小说的另类历史，1600年到1800年》（An Alternative History-1600-1800, 2013）中对《金瓶梅》的故事情节、写作特色、主题思想以及人物形象有着简略生动的介绍，并时而运用西方文学历史上的经典作家作品与《金瓶梅》加以比较分析。
作者在书中提到的西方作家作品有艾略特的《荒原》、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家、艾利斯的《美国精神病人》、亚里士多德、梭罗、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理查德森的《帕梅拉》、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莎士比亚的《麦克白》等。
作者对潘金莲人物形象的塑造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潘金莲的形象丰满，是具有现实性的个体。尽管潘金莲并非是兰陵笑笑生的首创，但是作者赋予其伟大的艺术性，从而创造了一个丰富复杂的人物形象。她令我们喜欢又令我们讨厌，令我们既同情又反感。”

作者最后指出：
“这位中国的包法利夫人、清河的麦克白女士、山东省的莎乐美是世界文学中最具完整现实性的人物之一。”[21]

中西比较文学视角下的潘金莲形象研究已经偏离了潘金莲“**”、“妒妇”之名的简单定位，转而对于潘金莲的性格成因做出理论上的深层探析，亦或肯定潘金莲形象的积极方面，
将其描述成勇于追求真正爱情的女权主义者的杰出代表，敢于坚守自己的人格独立与行动自由，发出“**”解放的诉求，体现了当时女性对于自身身份的自觉与挣扎。


万历本

三 “翻案戏剧”英译本中的潘金莲

潘金莲的人物形象脱胎于《水浒传》中故事片段的粗线条勾勒，后经《金瓶梅》作者对于潘金莲人物形象的铺陈描述与细致雕琢，潘金莲的人物形象才变得愈加充实丰满。
但是，潘金莲形象从诞生之日起就被贴上了“**”的标签，后世研究者无论对此赞成还是反对，似乎都围绕这一问题进行立论与推演。
“翻案戏剧”正是旨在为潘金莲形象进行翻案的文学作品形式。它们也使得潘金莲的人物形象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嬗变过程，而这些剧本后来又被译成英语在他者文化中得到传播。
1927年，欧阳予倩创作话剧《潘金莲》。该剧本大胆歌颂了潘金莲对于爱情幸福的追执着求，因此在当时曾引起不小的轰动。
该剧的英文译本《潘金莲》（Pan Chin-lien）出版于1983年，译者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史恺悌（Catherine Swatek）。
该剧译本正文前有演员表和各自身份说明，依次为张大户、高升、何九、王婆、潘金莲、西门庆、武松、郓哥、其他人物。译文后附有注释十三条，对原文中的一些表达和译者的相应翻译方法做了具体说明。
总体而言，该译文语言准确忠实，没有做任何删减。[22]
1985年，魏明伦创作了为潘金莲翻案的川剧《潘金莲》，并于1986年由四川自贡市川剧团演出。
该剧中人物穿越时空，看似十分荒诞，但又能发人深思，成为名噪一时的翻案文学。
“翻案也不是一点根据也没有的胡思乱想。更重要的是，翻案成风，绝不是仅仅为了追求时髦，它反映了一代人的觉醒：
经过时代的洗礼，人道主义、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思想潮流。”[23]

魏明伦该剧共有两个英语译本，其中一个是《潘金莲——一个女人和四个男人的故事》[24]。
译者余孝玲（Shiao-ling Yu）为华裔汉学家，主攻戏剧研究。该剧本英译本正文前有译者撰写的对《水浒传》与《金瓶梅》中潘金莲人物形象、魏明伦剧本《潘金莲》主要内容、剧本写作手法以及剧本价值的简要介绍。
译者尤其指出：
“魏明伦《潘金莲》剧本并不仅仅旨在为潘金莲翻案，而是有着更加远大的目标。他希望审视过去和现在中国妇女的地位以及中国人对待妇女的态度在。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引入了一系列虚构和历史上的人物形象来对潘金莲的行为加以评说。”

魏明伦剧本的另一个英译本是《潘金莲——一个女人的沉沦史》[25]。
译者大卫·威廉姆斯（David Williams）在康奈尔大学获得戏剧艺术博士学位，后任教于xx静宜大学，同时兼做戏剧演出和导演的工作，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比较容易把握住原作的精神。
魏明伦该剧的两个英语译本的语言都较为忠实流畅，传神生动，较好地再现了原作的思想内容与写作特色，因此对于魏明伦《潘金莲》的剧本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魏明伦该剧本影响深远，加之英译本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英国伦敦两年一度的国际戏剧节上曾经派遣专使来华，邀请该剧在伦敦演出，但由于种种原因该计划未能如愿。
此外，香港城市大学史蒂夫的论文《再造的女性故事：<潘金莲之前世今生>与香港情节剧的政治》介绍了罗卓瑶执导的香港电影《潘金莲之前世今生》（1989）。
史蒂夫分析了影片的情节、主题、叙事结构，以及香港的电影产业等内容，尤其对潘金莲在影片中的命运有着详细的探讨。
作者总结道：
“潘金莲得到了传统意义上的复仇（她的死可能会给虐待她的家庭带来混乱），但这带给潘金莲的不是和平，而是更多的痛苦和灾难。
她无法从贬低她的社会秩序的束缚中得到解脱，甚至无法绘制出她精神牢狱的平面图。她只能以自己处境允许的方式来掌控自己的生活。
她死了，影片也戛然而止，留给观众的是继续为她的灵魂进行几个世纪以来的斗争。”[26]

“翻案戏剧”中潘金莲形象的英语译介已经逾越了文学作品的简单跨语言传播过程。
它一方面反映出为潘金莲形象“翻案”文学创作的广泛影响，也说明了译者在翻译材料选择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同时更是体现了英语世界的读者与研究者对于潘金莲形象变化的一种跨文化认同。


电影《潘金莲之前世今生》图

结 语

英语世界对于潘金莲的形象阐释往往具有较为宏观的研究视角：
一方面侧重于从整体上对潘金莲的性格表征做出分析，另一方面则试图探究造成潘金莲性格的社会与文化上深层原因。
此种研究方法避免了仅对潘金莲人物形象作简单感性分析的研究缺陷，因此呈现出视角开阔，方法多样的特征。
但是除了针对潘金莲的代表性专题研究以外，还有一些研究成果将潘金莲人物形象的解读糅合到其他更加宏观的研究成果之中，因此对于潘金莲人物形象的性格分析往往蜻蜓点水，缺乏深入细致的品评与判断。
此外，英语世界以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为具体参照对潘金莲形象进行解读，从而旨在对潘金莲的性格表现与形成原因做出类比性的分析与探究，
它虽然有利于英语文化中的读者对于潘金莲人物形象的初步了解，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突显了潘金莲人物形象在世界文学作品中的重要地位，却有时难以摆脱主观附会之嫌。
总之，英语世界的潘金莲形象研究与国内既有相通之处，又不乏自身的鲜明特色，而事实是潘金莲人物形象研究理应呈现出多元化的研究格局，这样才能从多个层面深化潘金莲人物形象的解读。
从这个角度而言，英语世界潘金莲人物形象研究对于国内包括金潘金莲在内的文学作品人物形象研究不失重要的参照价值。

注 释：
[①]Patrick D Hanan. “The Developmentof Fiction and Drama.” In Raymond Dawson, ed., The Legacy of Chin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4, p. 133.
[②]JamesR. Hightower. Topics in ChineseLiterature: Outlines and Bibliographi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1966, p. 105.
[③]Keith McMahon. Misers, Shrews, and Polygamists, Sexualityand Male-Female Relation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 Durham&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48-51.
[④]Yenna Wu. The Chinese Virago: A Literary Them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07-109.
[⑤]Victoria Cass. Dangerous Women: Warriors, Grannies andGeishas of the Ming.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1999, pp. 57-58.
[⑥]Zuyan Zhou. Androgyny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Literature.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pp. 47-68.
[⑦] C. THsia.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 pp187-200.
[⑧] [加]艾丽凯威斯·凯后：潘金莲的性格和嫉妒，姚翠文译，载王汝梅、李文焕、仲怀民编《金瓶梅女性世界》，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4年版，第56-70页。
[⑨]Peter H. Rushton. The Narrative Form of ChinPing Mei, PH.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79, pp. 89-185.
[⑩]PatrickD. Hanan. “A Landmark of the Chinese Novel.” In Douglas Grant and Millar Maclure, eds., The Far East: China and Japan, 325-335. Toronto: University ofToronto Press, 1961, pp. 327-328. 汉语译文见包振南等编选《金瓶梅及其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
[11]Katherine Carlitz. The Rhetoric of Chin P’ing Mei.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Press, 1986, p. 74.
[12]Liangyan Ge. “The Tiger-Killing Hero and The Hero-Killing Tiger.” ComparativeLiterature Studies 43, 1/2 (2006), p. 43.
[13]Daria Berg. Rev. “Misers, Shrews, and Polygamists:Sexuality and Male-Female Relation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 byKeith McMaho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61, 1 (1998), pp. 180-181.
[14]周发祥《试论西方汉学界的“西论中用”现象》， 《文学评论》1997年第6期，第133页。
[15]JunjieLuo, “Masochi**, Desire and Death: A Deleuzian Reading of Pan Jinlia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7,1(2009), pp. 149-155.
[16]Ying-YingChien, “Sexuality and Power: A Feminist Reading of Chin P’ing Mei,” TamkangReview 19, 1-4 ( Autumn 1988 ), p. 624.
[17] Andrew H. Plaks. “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ChineseNarrative.” In Plaks, Andrew H., ed. Chinese Narrative: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Essays, 309-352.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345. 汉语译文见浦安迪：中西小说的人物描写，载李达三、罗钢主编《中外比较文学的里程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页。
[18] E.B. Morris.“Stories of Famous Lovers in World Literature: A Comparison of P’an Chin-lienand His-men Ch’ing with Antony and Cleopatra.” Hwa Kang Journal of EnglishLanguage & Literature 40, 5 (March 1999), p. 67.
[19]本文作者将认为《金瓶梅》的作者为屠隆。
[20]Ying-Ying Chien. The FeminineStruggle for Power: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epresentative Novels East andWest.”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Urbana-Champaign,1987, pp. iii-iv.
[21]Steven Moore. The Novel: An AlternativeHistory-Beginning to 1600. New York: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Group Inc, 2010, pp. 649-651.
[22]Ou-yang Yü-ch’ien. “P’anChin-lien.” Trans Catherine Swatek. In Edward M. Gunn, ed., Twentieth-centuryChinese Drama-An Anthology .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pp 52-75.
[23]牧惠《金瓶梅风月话》，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79页。
[24]Minglun Wei and Shiao-ling Yu. “Pan Jinlian: The Story of OneWoman and Four Men-A New Sichuan Opera.”
Asian Theatre Journal 10, 1 (Spring 1993), pp. 1-48.
[25]Minglun Wei. “Pan Jinlian: TheHistory of a Fallen Woman.” Trans David Williams. In Haiping Yan, ed., Theater and society: an anthology ofcontemporary Chinese drama, 123-188. Armonk; London: M. E. Sharpe, Inc,1998.
[26]Steve Fore.“Tales of Recombinant Femininity: The Reincarnation of Golden Lotus, the Chin P’ing Mei, and the Politics ofMelodrama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Film and Video 45, 4(Winter 1993), pp. 5-70.

文章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刊于《2019（石家庄）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20，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